2026年11月12日，是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紀念日，他那「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振興中華」的民族擔當、「與時俱進」的革新勇氣，至今仍然極具啟迪意義。中共在北京舉行隆重紀念大會，強調繼承孫中山的愛國精神；香港特區政府也推出了規模盛大的紀念活動，致力挖掘孫中山與香港的歷史淵源；反觀台灣，官方相對低調，社會對孫中山的歷史定位也呈現出明顯的世代之爭和政治分歧。

北京的傳承

孫中山的一生，是為近代中國尋找現代化出路的一生。1894年，他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首次喊出「振興中華」。在積貧積弱的年代，孫中山不僅看到了推翻帝制的迫切性，更在《建國方略》中描繪了修築十萬英里鐵路、開發三峽水利、建設東方大港的宏偉藍圖，堅信國家的富強必須建立在經濟現代化與民生改善的基礎之上。

100多年後的今天，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紀念大會上，將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就與孫中山當年的願景相連結。從政治邏輯上看，中共歷來將自己視為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堅定支持者與繼承者。而環顧當代發展，從高鐵網絡四通八達、港珠澳大橋飛架伶仃洋，到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中國在基礎設施與綜合實力上的躍升，在客觀上確實已經遠超孫中山在《實業計劃》中所設想的規模。中共高規格紀念孫中山，既能夠在歷史敘事中確立正統性和延續性，也能夠凝聚全球中華兒女對於「民族復興」這一最大公約數的認同。

紀念歷史偉人當然不能止步於對過往成就的禮讚。孫中山之所以偉大，更在於他從不墨守成規，而是能夠根據時代變化調整革命策略，甚至在晚年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展現出驚人的自我革新魄力。對於今日的執政者而言，若要真正繼承孫中山的遺志，意味着在面對內外經濟下行壓力、科技封鎖與社會階層固化等新挑戰時，必須保持同樣的危機意識和改革定力，以更深層次的制度創新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台灣的冷落

與北京的隆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台灣在紀念孫中山時的「冷熱不均」。儘管中國國民黨及部分民間團體仍然堅持舉辦謁陵紀念儀式，強調孫中山創建中華民國的歷史功績，但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在官方層面的着墨甚少。事實上，當局近年持續在歷史教育與公共論述當中淡化孫中山與台灣的情感連結，甚至把他塑造成為「外來政權」的象徵符號。

「台獨」勢力為了選票動員，刻意割裂台灣和國家的血脈聯繫，並且將這位多次赴台籌劃革命、對台灣抱有深厚關懷的民族英雄推向邊緣。然而，這種對歷史的選擇性遺忘，不但削弱當地社會的歷史縱深感，而且導致台灣在面對兩岸關係時陷入自我設限的困境。

孫中山一生最推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他所追求的民主與共和，是為了全體國民的福祉和國家的統一富強，而非狹隘的黨派之私。兩岸雖然在政治制度與發展道路上存在差異，但孫中山所代表的愛國主義精神和中國式現代化追求，本應是跨越海峽、連接兩岸同胞的重要橋樑。台灣執政當局若能以更開闊的歷史胸襟看待孫中山的遺產，正視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歷史事實，或許能為當前僵持不下的台海局勢打開一扇和平對話的窗口。

香港的答卷

被孫中山形容為「思想發源地」的香港，今年也加大紀念孫中山的力度，推出比以往更豐富的專題文物展、歷史建築導賞及青少年研學計劃，旨在讓年輕一代深入了解孫中山在香港求學、醞釀革命思想的歷程。19世紀末的香港，已擁有相對完善的法治秩序、現代化市政管理及開放資訊環境，為青年孫中山提供了反思中國傳統弊病的視角，讓他認識到「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現代治理真諦。

然而，香港對於孫中山的紀念，絕不能只停留在舉辦展覽等表層文化儀式上，更不能將其簡單符號化為單一的愛國教育標籤。今日的香港正處於經濟轉型與社會結構重塑的十字路口，高昂的住屋成本、單一的產業結構與貧富懸殊問題依然嚴峻，傳統的「積極不干預」教條已難以應對複雜的內外環境。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最需要從孫中山身上汲取的，正是敢於打破舊有利益藩籬、勇於自我革命的改革精神。

孫中山在《民生主義》中曾針對土地問題提出「平均地權」和「漲價歸公」，他的核心關懷正是防止少數人壟斷土地資源、剝奪大眾的發展紅利。看看今日香港，土地房屋問題長期困擾民生，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依然存在。特區政府在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重奪發展主導權，以及改革醫療、教育與創科體制時，一旦缺乏「天下為公」的擔當、破釜沉舟的魄力，便難以真正解決深層次矛盾。因此，香港紀念孫中山的最好方式，是將歷史情懷轉化為推動良政善治的實際行動，大刀闊斧進行改革，讓發展成果更好惠及普羅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