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學智|讓「鋪橋搭路」成為香港改革代名詞
全球格局波譎雲詭,來自外部的打壓與遏制正步步緊逼。今年五月,國家發改委發表題為《「十五五」將是一個怎樣的五年?》的文章,指出我國發展已進入「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並存」的關鍵時期。面對不確定性日益升高的國際環境,國家勢必要加快完善「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並透過多元平台支持本地企業出海,開拓國際新市場與新夥伴。
香港的角色不僅是「聯繫者」,更要成為改革的「推動者」。行政長官在《2025年施政報告》中指出:「過往我們較着重引進來,但未來新機遇將更集中在走出去。」這不只是策略轉向,更是香港改革進程的重要一環。要真正「走出去」,香港須在制度、思維與行動層面同步革新,打破既有框架,重塑定位。民思政策研究所提出「鋪橋搭路」,不只是對外連結的策略,更應成為香港新時代改革的代名詞。愛國者治港團隊,包括政府、議會、商界與具影響力的企業,都應主動突破舊有思維,積極開拓局面,聯繫新朋友、創造新合作領域,共同為香港開創更具前瞻性的國際舞台。
把握國際局勢發揚香港優勢
正如發改委的判斷,俄烏戰爭陰霾仍未散去、中東局勢依然混亂而不明朗、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變得更難以捉摸。但是,這並不代表我們只能坐井觀天;我們更應該主動出擊,發揚香港優勢。
比如說,美國在綠色政策上開倒車,「大而美」法案通過的幾個月後,當地能源產業受嚴重打擊,今年上半年已有9家大型潔淨能源公司破產。而特朗普在公開場合宣稱氣候變化是一場大騙局,更再度宣佈退出《巴黎協定》,可以預期美國在綠色發展的國際影響力急劇下降。正當此時,香港早前發行270億港元綠色與基建債券,吸引超過30個市場的投資者,總認購金額達2,370億港元,這說明我們有能力着力發展香港成為全球綠能IPO與綠色金融中心,從而支持國家競逐美國退場後的影響力缺位。
另一個例子,是中國建設經濟特區的經驗已通過跨越世界版圖,在異國他鄉植根。盧旺達劃定吉佳利為新經濟特區,至今已吸引廣泛國際企業進駐,更創下物流成本比鄰國低至少三分之一、通關速度提升4倍的輝煌成果。中國和埃及共建泰達蘇伊士經貿合作區,截至今年合作區共吸引接近200家企業入駐,累計銷售額超過50億美元。那麼,香港正在建設的北部都會區,理應成為「一國兩制」下構建經濟特區的最佳試驗田,進一步發揚中國經驗,向外界說明我們的經濟特區是能夠跨越固有習慣、制度、法律,成為優秀的路演舞台,支持國家進一步開拓與外地共建經濟特區的佈局。
開拓合作網絡創造嶄新空間
無論是綠色金融,還是大型經濟特區的發展,這些都是香港目前已具備的基礎。然而,鋪橋搭路並不只是打好手上的牌,更要「多摸牌、多砌牌」,努力創造更多元的經貿合作模式。今年六月,中國暫停了對美國大豆的進口,轉向前往巴西大規模採購,這除了是大國博弈之間的經濟棋盤,亦呈現了南美市場對國家和香港的新意義。去年香港與秘魯在利馬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亦標誌着雙方經濟合作進入全新階段。值得注意的是,秘魯和智利亦盛產藜麥、牛油果、大豆、櫻桃等農產品,香港企業絕對有實力結合南美原料特色,例如以南美大豆製造未來食品,並部署建立「南美—香港雙邊貿易走廊」,連接中國內地、東盟及大灣區,通過香港的國際營銷網絡將南美原材料推向全球市場。
另一個具潛大經濟效益的機遇,在於香港的職業教育產業。匈牙利自1990年代起積極發展職業教育,並與香港同在2015年大幅增加投資,現已成為全球享負盛名的職教體系之一。作為「一帶一路」重要成員,匈牙利與中國在職教領域合作緊密。2023年「中國—中東歐國家職業院校產教聯盟校企交流暨首屆學術論壇」更推動匈牙利結合高校集群,共同向非洲輸出職業教育服務,建立夥伴院校,為當地企業提供定制培訓課程。香港可與匈牙利共建中歐職業教育產業樞紐,盡快組織應用科學大學聯盟訪問匈牙利,探討開設分校或培訓中心,並邀請對方進駐未來建成的北都教育城。政府亦可主動聯絡計劃訪匈的內地院校,與香港高校「併船出海」,盡早編織更緊密的合作網絡。
擅於出謀獻策致力跨界實現
「鋪橋搭路」不只是具體政策的方向和落實,若要開拓網絡、擴展舞台,更深一層的意義是考驗香港管治團隊能否鋪「橋」搭路,也就是說要有足夠的創意來提出嶄新的建議。我們過往太崇尚「行之有效」,而令「與時俱進」落了下風。許多程序和法規上的制約,導致香港在特定領域停滯不前,其中一個筆者最在意的是個人私隱相關的議題,現行法規顯然未能及得上「數字經濟」的時代需求。
對於未來的管治團隊來說,最大的考驗就是我們能否做到「承傳創新」,立足於以往經驗擇其善者而從,又能夠取材當下、與時俱進,構思出突破性的新方案、新想法。在一日千里的世界,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各個地區的治理和發展都面臨「版本迭代更新」,香港如何進化到2.0、3.0乃至於4.0的版本,是新時代治港愛國者的使命。我們必須要有「時不我與」的迫切感和危機感,來成就這份歷史的必然。
更重要的是,除了行政機關,我們的議會、商界團體,乃至於各類型諮詢委員會和法定機構等治理體系的關鍵構成,都要致力於做到「跨界實現」,也就是如何從聯繫自己所屬的業界,進化到聯繫跨領域、跨世代的夥伴,大家共同成就出對香港未來有意義的新項目,這更是我們的責任。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我們的治港者也要成為「超級經理人」,對內凝聚不同業界和世代的力量,對外開拓香港的影響力、闖出新天地。香港不僅是橋樑,更是創新的試驗場。唯有敢於突破、跨界協作,才能在全球變局中寫下屬於香港的下一章。
作者潘學智是香港中文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民思政策研究所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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