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譚永昌

去年十二月聖誕節，筆者在西九海濱。海風帶著維港的鹹味，剛好十五度，不冷不熱。從快餐車買來一杯Long Island，杯底裝了小射燈，整杯在發光，冰塊碰撞，發出清脆的聲響，像是在為這個Busking伴奏。身邊的人在巨型聖誕樹下找角度，拍完了就讓開，讓下一個人站進燈飾裏。沒有人催促，沒有人擠迫。海風輕吹，面向維港，視野無遮擋。對岸是港島的燈火，再遠處是南中國海，再遠處是想像中的世界。

一個月後的維園，年三十晚氣溫竟然高達二十五度。年宵裏人潮洶湧，身體被擠壓成人流的一部分，後背的衣服已經濕透。攤主們扯着嗓子叫賣，聲音在狹窄的通道裏互相碰撞、疊加、失真。想停下來看那個賣冰糖葫蘆的檔，但後面的人擠上來，只能橫移，側身，硬擠過去。手上托着的椰子慢慢變溫，前面那個人的背包一次又一次地碰到胸口。空氣裏是炸魷魚的油煙味、汗味、還有塑膠花的化學香味。

但這不關天氣的事，也不關人多人少。如果只是為了涼快，為什麼不去商場？如果只是為了熱鬧，為什麼不去旺角？兩個節日的身體經驗如此不同，背後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空間邏輯，而這個邏輯，是可以被設計出來的。

兩種空間邏輯

沒有人開會決定這件事，沒有政府部門發出指引，但問任何一個香港人：「聖誕去哪裏？」答案無非是海濱、尖沙咀、燈飾。「年宵去哪裏？」十個有九個會說：維園、花墟、人山人海。

這個默契不是寫在旅遊指南裏，而是寫進了我們的身體記憶，我們的腳知道該往哪裏走，皮膚知道該期待什麼樣的溫度和觸感。這個默契不在傳統或宗教，而在空間本身。每一個城市空間都有自己的性格，我們選擇在哪裏過節，是因為那個空間的性格配得上我們對那個節日的想像。而這個默契不是天生的，是規劃決定了空間的性格，空間的性格再而塑造了節慶的性格。

海濱是開闊的、視覺的、浪漫的。

站在西九，面向維港，視野無遮擋，對岸是港島的燈火，再遠處是南中國海，再遠處是想像中的世界。這種開闊感召喚着聖誕那種浪漫的、異國的、來自遠方的想像。聖誕本來就是關於距離的節日，耶穌降生在伯利恆，聖誕老人來自北極，它需要的是一個讓人看向遠方的空間，一個讓人相信遠方有光的空間。

我們在燈飾前停下，找角度，擺 pose。燈光映在海面，像是把彼岸拉近了。身邊的人自動讓開，靜靜輪候着。有情侶在月光下對飲、互表心意，其他人保持距離，默契地各自浪漫。在這裏，視覺主導一切，你看向遠方和彼此，以及鏡頭裏的自己。

維園則是密集的、觸覺的、集體的。

維園不是為了讓你看風景而設計的，它圍合、向內，四面都是城市，高樓像城牆一樣擋住天際線，抬頭只見一片狹窄的天空，像是從井底往上看，沒有想像中的世界，只有眼前這個擁擠的、真實的、無法逃避的香港。

年宵把這個空間填滿，攤檔一排排，人流一波波。進去了就只能跟着走。在年宵，皮膚主導一切。想停下來看賣揮春的檔，後面的人擠上來，只能橫移，側身硬擠，看了一眼又被推走。前面那個人的背包碰到胸口。身體不屬於自己，身體是人群的一部分。

無論是那個合上雙手感謝Haters的蔡老闆，還是爬上木椅高台唱《黑玻璃》的學生哥，年宵的核心價值就是這種匯合而成的「擠」、「熱」、「吵」。此處的人，此處的街坊，此處無法逃避的親密關係。

節慶和空間互相塑造

或有人覺得是節慶選擇了空間，但方向其實是反過來的。因為在海濱，聖誕變得更浪漫，正因為在維園，年宵變得更熱鬧。

試想像在西九海濱擺年宵攤檔。攤主扯着嗓子叫賣，但聲音被海風吹散，人群散開，你和隔壁檔的距離變成三米，擁擠感消失，碰撞消失，那種熟悉的親密也就不見了。

又或者在維園辦聖誕市集。密集的攤檔，壓縮了本來浪漫的距離，你沒辦法在人群中看向遠方。情侶想找個安靜的角落對飲，但四周都是叫賣聲和人潮。

空間的邏輯會抵抗，開闊稀釋擁擠的親密，密集壓縮浪漫的距離，空間與節慶互相選擇、互相塑造。

空間被生產

而這一切不是自然形成的。西九海濱的開闊感，是因為我們選擇保留維港景觀，選擇以文化區而非商業區來定位，選擇不在海傍建高樓。這是規劃決策，也是政治選擇，背後是幾十年來關於「香港應該是什麼樣子」的集體爭論。

維園的密集感，是因為它本來就是市區公園，周邊高密度住宅，四面被城市包圍。年宵之所以在維園，不只是空間性格配合，更是因為銅鑼灣的交通、人流與街坊基礎，這是半個世紀歷史積累。1960年，政府在維園首次舉辦年宵市場，取代了原本在街頭的自發擺賣。從那時起，維園就成為了「年宵」的代名詞。

當空間有了性格，節慶就有了靈魂。而空間的性格，不是天生的，是被規劃、被政治、被歷史生產出來的。

空間規劃是文化政策

海濱的聖誕，公園的年宵。這是兩種節慶的空間需求，遇上性格相符的城市空間，長期磨合，沉澱成我們對節慶的集體想像。空間成為了節慶的本身。

所以當我們討論規劃，不只是在討論土地用途、交通配套、綠化比例。我們也是在討論，我們想要什麼樣的節慶？什麼樣的身體經驗和文化認同？

我們是在討論，當我們的孩子長大後，他們會在哪裏過節？他們的身體會記住什麼樣的香港？因為最終，城市和生活不是由建築物組成的，而是由記憶組成的，從身體開始的。

當我們在西九海濱舉杯，當我們在維園年宵被人群推着向前走，我們的身體正在記住這個城市。而這些記憶，會成為我們的文化認同，成為我們給下一代的傳承。

作者譚永昌是香港中文大學城市研究系學生，專注城市治理、政策分析、社區空間議題。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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