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李嘉恒

隨着國家正式進入「十五五」規劃時期，全球經濟亦步入深度洗牌的轉型時期。與以往不同，香港特區政府今年首次主動出擊，編制本地首份五年規劃，務求與國家戰略全面「接軌」。若以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視角觀察，便會發現這份藍圖背後，其實隱含着一場大規模的經濟「基因重組」。

靠AI與專業服務垂直融合突圍

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邏輯十分直白，就是「睇餸食飯」：一個經濟體擁有什麼資源，就應發展相應的產業。回望過去40年，內地的「家底」是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與極度短缺的資本，因此當時最合適的發展模式是紡織與加工貿易。來到「十五五」這個關口，內地的家底已出現質變——資本充裕，高學歷人才比例更創歷史新高。因此，「十五五」所強調的「新質生產力」，本質上正是家底變厚後的必然選擇：當人工成本上升，經濟就必須由勞動密集轉向「食腦」的技術密集。這種轉型並非口號，而是對現實資源最務實的回應。

對於正編制首份五年規劃的香港而言，不少人擔心在人工智能（AI）浪潮下，香港既沒有矽谷式的技術底子，也缺乏內地那樣龐大的數據規模。然而，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邏輯，香港不應盲目與他人「燒錢」比拼通用大模型，而應發揮自身獨特的「比較優勢」。香港的家底是自由的資金流、國際公認的法律體系，以及與全球接軌的專業服務。

因此，香港AI轉型的勝負關鍵不在於「大」，而在於「深」。香港最能突圍的地方，是AI與專業服務的垂直融合。例如「AI+國際金融與法律」：利用AI處理跨境財富管理、合規審查等工作，這套依賴普通法與國際信任的制度，是其他城市難以複製的優勢。再如依託五所百強大學的科研實力，結合與國際標準接軌的醫療數據，香港在AI輔助藥物研發領域具備極高商業價值。香港毋須成為「通才」，而應成為AI時代最頂尖的「超級增值人」。

「市場主導政府護航」跑得更穩

這亦引出一個關鍵問題：政府應扮演什麼角色？新自由主義者質疑，政府過度介入會否選錯賽道，變成「倒錢落海」？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政府的角色不是替企業「賭博」，而是充當「助產士」。在香港，這體現在建設「北部都會區」與智算中心：政府負責鋪路、搭橋（硬基礎），並完善知識產權保護（軟環境）。政府無需決定哪家公司會勝出，但必須確保賽道完善，讓具潛力的選手能跑得出來。

長期以來，香港習慣把「自由市場」與「政府規劃」視為對立，彷彿兩者在進行一場「你進我退」的拔河。然而在新時代邏輯下，市場與政府更像是同穿一條褲子的隊友：有效市場負責選拔競爭者，有為政府則在面對技術封鎖或跨境障礙時，負責拆彈與導航。香港正從「純市場主導」走向「市場主導、政府護航」的新模式，這並非放棄自由市場，而是透過戰略佈局，讓市場這台引擎跑得更遠、更穩。

總括而言，國家的「十五五」與香港的首份五年規劃，都是經濟向全球價值鏈頂端邁進的進度條。發展從來沒有標準答案，最重要是「適銷對路」。如果說過去40年的香港是順勢而為、收取時代紅利，那麼未來五年則是香港主動塑造新優勢的關鍵時刻。這場變革若能成功，將證明一個尊重經濟規律、同時具備戰略導引力的城市，能在AI革命浪潮中完成向高品質發展的最終躍遷。

作者李嘉恒是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工聯會觀塘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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