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夏建芳

5月14日，隨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的國際知名企業家馬斯克攜六歲幼子X出席中美高規格外交活動的一幕，引發廣泛討論。外界或視之為名人趣聞，但在社會觀察者眼中，這恰恰是頂層階級「代際培養」的縮影。當六歲孩童安坐於國際政商晚宴，其所接收的視野與潛在人脈，已是常人一生難以觸及的天花板。這一幕，對於致力於解決深層次矛盾的香港，別有一番警示意味。

機會之城還有機會嗎？

長期以來，香港憑藉「獅子山下」的精神，被譽為機會之城。然而，階級固化的跡象不容忽視。根據香港教育大學的研究數據，高收入家庭在海外交流、私立補習等「影子教育」的資源投入上，足足是低收入家庭的8.4倍。這種起跑線上的資源碾壓，讓跨代財富與視野的傳遞在童年期便已完成了殘酷的定調。

優質的教育資源、專業界的執照壁壘，以及金融與地產的行業慣性，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閉環。據統計處最新數據，金融及保險業僅佔本港就業人口的7%，創造並貢獻了超過22%的GDP，其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高達40,000港元，是零售餐飲等基層行業（約$16,000港元）的2.3倍。根據2021年統計數據，在基尼系數持續維持在0.397左右高位的結構下，富裕家庭透過資本與人脈，為下一代鋪設了從名校直通金融、地產等高薪名企的平坦大道；相比之下，基層青年往往只能在應試教育的獨木橋上艱難前行。

社會流動機制是否失靈？

這並非否定個人奮鬥的價值，而是必須正視「起跑線」的差異。對於許多基層學子而言，受限於家庭經濟與視野，他們的成長路徑極為單一。香港前列三大學府（港大、中大、科大）的熱門學系中，已有超過半數的本地生源來自直資或國際學校等需要高收入家庭背景的學校。

即使基層青年天賦異稟，闖過了公開試，卻要面對學歷相對貶值、薪酬停滯的現實——20至24歲具大專學歷青年的入職薪酬中位數，經通脹調整後與25年前相比幾乎沒有上升，導致在政策轉移前，15至29歲青年的貧窮率高企於15%以上。當努力與回報不成正比，當「大學畢業」不再是脫貧的保證，青年群體便容易產生強烈的無力感，進而轉化為對社會流動機制的深刻質疑。

讓教育公平成為社會流動基石

特區政府推動產業多元化，正是打破固化的重要契機。傳統的金融、地產行業格局已定，但創科、文化創意、綠色經濟等新興領域，尚無牢固的既得利益藩籬。目前創科產業佔香港GDP比重僅約1.5%，要與22%的金融業分庭抗禮，仍任重道遠。「北部都會區」的規劃，不應止於土地開發，更應是人才流動的試驗田。政府應鼓勵公私營合作，為基層青年提供針對性的創科職業培訓、企業實習機會，廣發進入新賽道的「入場券」。

教育公平是社會流動的基石。這不僅是資助貧困，更在於資源的均衡配置。如何讓資源相對匱乏的學校，也能獲得優質的師資與課外活動資源？如何打破名校壟斷，讓不同背景的學生有更多融合交流的機會？這需要教育局在政策設計上更具前瞻性，遏制生源向高收入階層傾斜的趨勢。

一座城市的活力，源於人才的自由流動與公平競爭。六歲孩童置身國際頂級的外交宴提醒我們：香港要延續「機會之城」的美譽，就必須拓寬上升通道，讓出身不再決定命運，讓每一位年輕人的奮鬥皆有回報。

作者夏建芳是粵港兩地生存智慧的實踐者、思想者和講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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