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中國跨境資本流動將邁向安全與開放並存新常態

撰文:01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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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作者:區漢宗

中國跨境投資監管的一系列政策調整,在金融市場上激起層層漣漪。從對富途、老虎等互聯網跨境券商的處罰,到《關於對外投資的規定》(第837號令)的正式公佈,再到香港監管機構同步收緊大陸投資者開戶要求,這一系列動作看似獨立,實則構成了一個系統性的監管轉向。這一轉向的背後,是中國在複雜國際環境下對金融開放與安全平衡點的重新探索,標誌着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進入了一個更加注重系統治理、強調風險防範的新階段。

收緊跨境投資監管有助維護金融穩定

跨境投資監管的收緊,並非監管方向的根本逆轉,而是監管邏輯的演進與深化。回顧過去十年,互聯網跨境券商在中國大陸的業務長期處於監管的灰色地帶。2016年證監會僅以風險提示的方式表達關注,而到2021年,監管表述已升級為「非法金融活動」的定性。這種轉變的背後,是國內外環境的結構性變化。

中美戰略競爭從貿易領域向科技、金融領域的擴展,使資本流動問題超越了單純的經濟範疇,被賦予了國家安全的內涵。2025年美國對華投資限制機制的生效,將半導體、人工智慧等關鍵領域納入監管範圍,迫使中國在資本外流管理上採取更加審慎的立場。837號令的出臺,標誌着中國對外投資管理從單一的資本流動監管,向資本、技術、資料、產業能力一體化治理的升級。Manus案的處置,清晰地傳遞了這一信號:通過特殊架構規避監管的「洗澡式出海」將受到嚴格審查。

同時,中外金融周期的錯位加劇了資本外流的壓力。在美聯儲維持高利率吸引全球資本的背景下,中國持續降息刺激經濟的政策,客觀上加大了資本外流的推力。這種宏觀環境的變化,使得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成為維護金融穩定的必要舉措。

合規渠道無法滿足需求

監管收緊的同時,中國大陸投資者對境外資產配置的需求卻在持續增長。這種現象反映的並非簡單的「看空」情緒,而是中國居民財富增長與資產配置管道有限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

從房地產到資本市場,中國居民的資產配置管道正在經歷深刻轉變。過去依賴房地產實現財富保值的模式已難以為繼,而國內資本市場仍處於發展完善階段。與此同時,中產階層日益增長的多元化配置需求,與現有的合規跨境投資管道容量不足形成了鮮明對比。QDII額度有限、港股通門檻較高、跨境理財通進展緩慢,這些合規「正門」的通過能力,遠遠無法滿足投資者的實際需求。

這種矛盾在富途等平臺被處罰後尤為凸顯。投資者轉向香港開戶的「存款特種兵」現象,表面上是追逐港元和美元存款的利差,深層次則是尋求資產配置多元化的安全感。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成功在香港開設銀行帳戶,中國大陸投資者通過這一管道合規投資境外證券的路徑依然不明確,反映出制度設計與實際需求之間的脫節。

香港應吸納更多元國際資金

在這一輪監管調整中,香港處於獨特而微妙的位置。波士頓諮詢公司報告顯示香港已超越瑞士成為全球最大跨境財富管理中心,這一成就恰逢監管全面收緊之時,看似矛盾實則有其內在邏輯。

香港超過60%的跨境財富來自中國大陸,其崛起與中國市場的深度綁定密不可分。監管收緊「偏門」,實際上有助於鞏固香港作為合規通道的信用基礎。只有有效管住灰色資金流動,香港作為合法跨境投資管道的地位才能更加穩固。從這個角度看,監管收緊與香港的跨境財富管理業務發展並非對立關係,而是相互促進的統一體。

然而,硬幣的另一面是香港對中國內地資金的高度依賴。預計到2030年,中國大陸資金佔香港跨境財富的比例將升至68%,而瑞士的資金來源則保持高度多元化。這種結構性差異意味着香港更容易受到中國大陸經濟波動和政策調整的影響。如何在不影響合規資金流動的前提下,吸引更多元化的國際資金,成為香港維持全球財富管理中心地位的關鍵課題。

管住「偏門」同時拓寬「正門」

當前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面臨的挑戰,本質上是在開放與安全之間尋找新平衡的藝術。這種平衡體現在多重維度上:既要防範資本異常流動對金融穩定的衝擊,又要滿足居民合理的跨境資產配置需求;既要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又要推進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既要管住「偏門」,又要拓寬「正門」。這種多目標平衡的複雜性,決定了監管政策必然是動態調整的,而非一成不變。

從監管科技角度看,中國自2018年起與香港同步啟動CRS涉稅資訊交換,意味着監管已具備「看到」大陸稅務居民在香港開立證券帳戶的技術能力。這種資訊透明化為更加精准、差異化的監管提供了可能,為平衡開放與安全提供了新的工具。

中國跨境投資管理未來方向

展望未來,中國跨境投資管理可能朝着以下幾個方向發展:

合規管道的逐步拓寬是必然趨勢。隨着國內金融市場發展和監管能力提升,QDII額度有望有序增加,港股通標的範圍可能擴大,跨境理財通等機制將不斷優化。監管可能考慮引入更多創新工具,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為不同風險偏好和資金規模的投資者提供多元化選擇。

監管的精細化與差異化是另一重要方向。837號令的實施意味着對外投資管理從粗放式向精細化轉變。未來可能根據投資類型、金額、領域等維度實施差異化監管:對戰略性領域的投資加強審查,對一般性投資則提供更多便利;對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採取不同管理方式;對長期投資和短期投機性資本流動區別對待。

香港特殊作用的進一步發揮至關重要。作為連接中國內地與國際市場的橋樑,香港需要在合規跨境資本流動中發揮更大作用。這既需要香港優化金融基礎設施、提升服務能力,也需要加強與中國內地監管機構的協調,建立更加高效的資訊共用和風險防控機制。

投資者教育的加強也不可或缺。監管部門可能加大跨境投資風險提示和教育力度,引導投資者理性選擇合規管道,避免通過非法管道進行跨境投資可能帶來的法律和財務風險。同時,也需要加強對合規投資管道的宣傳,提高投資者的認知度和使用便利性。

更高水準的金融開放與安全將實現

在國家金融安全與居民合理投資需求間找到平衡點,確實是未來政策制定的關鍵。跨境投資管理的過渡性質,門沒有關死,但確實在收窄;合規管道存在,但容量有限且門檻較高。這種狀態不會一成不變,隨着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監管能力的提升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跨境投資管理政策也將不斷調整優化。

在開放與安全之間,中國正在尋找一條適合自己的路徑。這條路徑不會一帆風順,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調整和完善。但方向是明確的:在堅決維護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穩步推進金融市場雙向開放,逐步構建多層次、多元化、風險可控的跨境投資體系,最終實現更高水準的金融開放與安全。這一過程,將是中國金融改革開放深化的生動寫照,也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金融領域的具體體現。

作者區漢宗是香港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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