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彭意婷

重慶一名男子被指假借「領養」之名，長期虐待甚至虐殺貓狗。義工在樓梯間發現一隻幼犬四肢骨折、牙齒被鋸平、尾巴被剪斷，事件引爆逾百人連夜守在樓下抗議。輿論很快聚焦到在沒有動物保護專法，又沒有清晰的「虐待」罪名的情況下，社會該如何真正止惡？

兩地個案揭示民情已走在法律前面

同一個星期，香港也發生了一宗令人心寒的案件。太子一間獸醫診所報案，指一名女子帶來一隻十歲唐狗求醫。獸醫檢查後發現狗隻後腿肌肉及皮膚組織壞死腐爛，壓瘡嚴重，估計因長期疏忽照顧達數星期。狗主其後失聯，警方將案件列作「殘酷對待動物」，拘捕元朗狗場「520浪浪加油站」的負責人。該狗場過去曾被投訴環境惡劣，多次被相關部門巡查。

兩者在民情層面均指向同一方向，社會已經不能接受把動物當成一次性消耗品或可任意忽視的物件。市民將這些行為視為對生命的背叛，而不只是「飼養不善」。

動保法例二十年未改

香港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169章）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紀三十年代，最近一次實質「加辣」已是2006年，將最高刑罰從罰款五千元及監禁六個月，大幅提高至罰款二十萬元及監禁三年。此後近二十年，罰則上限再無調整。

2019年，政府就「提升動物福利」展開公眾諮詢，提出引入「謹慎責任」、調整「殘酷」定義及提高罰則等建議。但多年過去，立法會的回應始終停留在「研究修例」、「聽取持份者意見」的階段。今年5月，政府只承諾「爭取在今年內向公眾交代下一階段工作」，提交草案尚無時間表。至於引入「謹慎責任」以法律規管寵物照顧，政府直言「社會未有共識」，暫以宣傳教育代替。

簡言之，香港的動物保護法例在罰則上停留在2006年，修例進度則卡在「研究」與「再諮詢」之間，與市民對動物生命價值的認知變化越來越脫節。

制度與民情脫節的代價

這種脫節並非小事，當法律長期跟不上社會共識，市民對制度的信任就會被侵蝕。雖然政府在法例以外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學校講座、生命教育、寵物友善措施（研究狗隻進入食肆、增設共享公園等），但問題在於，一邊宣導愛護動物，一邊懲罰工具卻二十多年不變。對於長期疏忽照顧、收容場所管理等灰色地帶，始終缺乏清晰而有約束力的法律工具。

動物保護是道德共識高度集中的議題，對多數市民而言，殘忍虐待貓狗不可接受，已是跨階層、跨世代的底線。當他們一次次看到惡性案件，最終只換來「研究修例」四個字，便會懷疑政府對修例的決心。法例再怎麼強調「防止殘酷」，也難以維持應有的道德說服力。

並且，社交媒體會急劇放大這種脫節的後果，當法律回應越慢，情緒累積越快；情緒越強烈，制度越顯得無能為力。傳播學者Zizi Papacharissi將這種現象稱為「情感公眾」（affective publics）：人們在社交媒體上往往不是經過理性論證而集結，而是被共同的憤怒與悲傷快速驅動聚合，情緒在分享與評論中不斷自我強化。在類似機制下，一段虐狗影片、一張後腿腐爛的照片，數小時內就能凝聚大量輿論壓力，遠超正式制度可回應的節奏。

當法律解決不了問題，空白就會被其他力量填補，就像街頭圍堵、網絡起底、甚至私下執法。這不單純是民怨沸騰，而是制度本身沒有承擔起應有的角色，把本可在法律框架內處理的衝突，推到街頭和社交平台。每一次引爆點，最終只會變成情緒沸騰然後不了了之的循環。

香港法例從領先到落後

真正的政制與管治改革，不可只停留在調整選舉制度或重組部門。在道德共識高度集中的議題上，政府需要主動縮短制度與民情之間的距離。從動物保護法例就可映照出，香港政府在回應社會變化方面存在斷層。

據研究指出，全球已有逾100個國家或地區制定了某種形式的反虐待動物或動物福利法律。香港在這個議題上，其實曾走得較前；內地討論動物保護立法的文章中，不時把1990年代末香港的修例，以及台灣1998年通過的《動物保護法》列為比較和參考的案例。迄今為止，內地仍未通過正式的《動物保護法》，主要停留在專家建議稿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多年來不斷提案的層面，但相關主管部門與法學界在談及殘忍虐待動物行為時，也承認相關法律規範有必要進一步完善。目前法律體系已涵蓋《野生動物保護法》、《動物防疫法》等，卻對伴侶動物的保護及虐待行為的明確規範相對缺位。與其說是「另起一部全新法律」，不如說是在既有框架上補全一塊缺失多年的板塊。這次重慶案，只是再次把這個缺口推到風口浪尖之上。

政府該交出修例時間表

對香港而言，問題比想像中簡單，因不是從零開始，只是把一份已經做了大半的功課拿出決心完成。2019年的公眾諮詢早已完成，意見已收集，方向已提出；七年過去，那份諮詢仍停在「研究中」這三個字背後，等待一個真正的行動時間表，政府最起碼應要做好以下三件事：

第一，提高罰則。現行最高罰款二十萬元及監禁三年的框架，定於2006年，逾二十年沒有調整。提高刑罰上限，是社會爭議最低、邏輯最直接的一步。惡性個案的嚴重程度有增無減，懲罰的力度卻原地踏步，本身就是一種倒退。

第二，賦權漁護署。現時執法機關在調查疑似虐待或疏忽照顧的個案時，進入處所的權力受到限制，令前線人員在面對收容場所這類情況時，往往要繞道依賴其他法規才能採取行動。賦予漁護署清晰的進入處所和檢取動物的權力，讓現有職責得到對應的執法工具。

第三，為「謹慎責任」訂下路線圖。政府說「社會未有共識」，但諮詢文件發出至今已逾七年。所謂「未有共識」，究竟是指哪一個環節存在分歧、分歧的核心是什麼、政府打算如何推動各方靠近？這些問題，市民從未得到正面的回應。「未有共識」不應是永久擱置的擋箭牌，而應是政府說明下一步如何推動的起點。

重慶樓下的吶喊，與太子診所裏那隻後腿腐爛的唐狗，都在提醒我們，當法律長期追不上最基本的道德共識，受傷的不僅是動物，更是市民對制度的信任。與其等待下一宗令人發指的個案再次引爆輿論，不如為修例訂下一個清晰、可以被社會追問的時間表。在面對最基本的對與錯時，社會需要一套願意、也有能力自我修正的制度，而非一個只在輿論沸騰時才被迫回應的機器。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維副秘書長，青年組織「燈芯」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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