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麥俊豪

當前，香港特區政府正就首個五年規劃開展兩個月的公眾諮詢。但仍有個別聲音認為「香港制定五年規劃是放棄市場經濟，實行計劃經濟」，這是對五年規劃的嚴重誤讀。

香港五年規劃屬於指導性規劃而非指令性計劃。在討論香港五年規劃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之前，必須明確何為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是在經濟發展計畫中制定各行業生產指標，政府以行政命令規定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企業任何產品的銷售和購買均聽從政府調配，企業生產不追求利潤而是為了完成計畫規定的指標。計劃經濟排除市場價格機制和企業經營自主權，政府財政為企業虧損兜底補貼。建國初期，內地引入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制定「五年計劃」，具有強烈的指令性色彩。

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完善，內地制定五年規劃已經從計劃經濟條件下單純的指令性計劃變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宏觀性、政策性的指導性規劃。因此早在2006年中央政府出台「十一五」規劃時，便將「發展計劃」改為「發展規劃」並延續至今，取消大多數行業的產量指標，僅保留少量宏觀約束性指標，以評價各地方各部門的績效，對企業沒有強制約束力，充分尊重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保障企業生產經營自主權，尊重市場價格機制，市場准入高度開放、公平競爭，財政不為企業虧損兜底補貼。香港的五年規劃屬於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指導性規劃，按照市場經濟運作原則制定，不影響市場經濟制度實施，不否定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絕不等於香港實行計劃經濟制度。

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也有經濟發展規劃。新加坡多次制定發展總藍圖（Master Plan），每次總藍圖都規劃其未來10至20年的人口、住房、交通、工商業、基礎設施等發展目標。英國二戰後基於凱恩斯主義，將制定「長期經濟發展計劃（Long Term Economic Plan，LTEP）」視為工黨和保守黨的「戰後兩黨共識（Post War Consensus）」，推行至1970年代末；2020年以來，英國又發佈了《綠色工業革命十點計劃》、《英國數字戰略》、《現代產業戰略》等經濟發展規劃。法國戴高樂政府1946年起實行「指導主義經濟（Dirigisme）」，設立「總體規劃委員會」（現名為「戰略與規劃高級委員會」）制定指導性經濟發展規劃並延續至今。日本1955年成立「經濟企劃廳」，負責制定指導性經濟中期發展規劃。韓國1962年成立副總理級的「經濟企劃院」（現名為「企劃財政部」），有權領導其他經濟部門，並在1963至1996年制定實施了7個經濟開發五年計劃。就香港而言，港英政府於1948年發佈《亞拔高比報告》（Abercrombie Report），對香港從房屋到交通、市區到鄉郊、經濟發展、政府決策各方面作規劃。正如鄧小平所說，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香港特區政府需打造「有為政府」，通過積極採取干預措施，解決「市場失靈」帶來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香港長期將「自由放任不干預」視為過去成功的關鍵並奉為圭臬，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追求短期利益，存在自發性、盲目性、短視性，若無有為政府干預，難免產生一系列市場失靈問題。香港金融、航運、貿易傳統優勢面臨周邊的激烈競爭，製造業空心化和新型工業化發展緩慢，在世界面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的複雜環境下，追求短期利益的香港式「High-Tech揩嘢，Low-Tech撈嘢（高科技虧錢，低科技賺錢）」和「炒樓炒股賺快錢」經濟邏輯無法適應國際競爭。香港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檔，就北都建設、經濟金融、創新科技、民生福利等一系列問題做出戰略部署，並提出具體措施，正是特區政府從「自由放任政府」邁向「積極有為政府」，着手解決一系列市場失靈問題的至關重要一步。

香港五年規劃並非指令性的計劃經濟，而是指導性的經濟規劃。當前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迎來全力拼經濟、謀發展的最佳時期。香港社會各界宜解放思想，在五年規劃公眾諮詢中凝聚發展共識，主動求變應變，打到「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的最佳結合點，在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自身更好更快發展。

作者麥俊豪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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