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協|網約車牌照規管如何不淪為「出行災難」?
來稿作者:郭偉誠
特區政府早前正式公布網約車規管框架,建議現階段將網約車牌照上限定為1萬個。這個被當局視為「審慎穩妥」的數字,在社會上卻引發不少反彈——在全港估計有近三萬名活躍網約車司機的實際情況下,網約車運力被減少了三分之二。
死守牌照或演變成「出行災難」
筆者理解政府在推行這項交通改革時,試圖在「維護傳統的士業生態」與「回應市民出行訴求」之間尋找政治平衡。然而,公共政策的平衡不應以犧牲全港市民與每年數千萬旅客的出行福祉為代價。如死守一萬個牌照上限,在新規管實施之日,反而可能造成不便。
要在政治現實與市民利益之間破局,政府必須跳出傳統「數量管制」的思維枷鎖。筆者建議大膽引入「動態最大上線司機機制」作為過渡安排,並確立長遠逐步放寬配額的時間表。唯有如此,方能讓這場遲到了十年的智慧交通改革平穩落地。
市民行將面對「叫車難、車費高」困境
政府推算這一萬個牌照可滿足現時乘車體驗,其核心公式是建立在「每名司機日均營運六小時、每小時完成兩個行程」的假設上。這種在辦公室冷氣房內計算出來的靜態平均值,恰恰忽略了城市交通最具挑戰性的特質:需求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高度集中。實際情況是,若高峰需求為平時的兩至三倍,固定的一萬名司機將無法應對繁忙時間的即時需求,形成供應缺口。當規管全面實施、非法網約車被嚴厲取締後,將面臨以下可預見的後果:
首先是「叫車難」與等候時間倍增。全港市民的出行需求高度集中在朝九晚五的上下班繁忙時間、惡劣天氣、深夜地鐵停駛,以及大型盛事散場的黃金時間。在這些關鍵的一至兩小時內,市場需要的是運力瞬間爆發,而不是全日24小時的平均值。限制了總牌照數,市民將重回街頭絕望等車的舊時代。
其次是非理性加價與基層負擔加重。在求過於供的經濟規律下,持牌網約車平台的動態加價機制將變得異常敏感。繁忙時段的車費可能會飆升至平日的數倍。只有負擔得起高昂溢價的中產或富裕階層才能享受高效出行,基層市民則被變相剝奪了選擇權。
最後是彈性供應機制被削弱。目前三萬名司機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兼職或彈性營運者(如上下班順路載客)。一旦政府實施嚴格發牌制,並施加最低營運要求,將逼使這群兼職司機自動離場,網約車最大特點——「彈性供應」將會失去。網約車平台的價值,在於能夠透過價格機制和即時數據,因應需求高峰迅速吸引更多司機上線,從而緩解供需失衡。換言之,這種管制是直接削弱了網約車制度本身最具效率的運作機制。
引入「動態最大上線司機機制」
既然現時「一刀切」放寬牌照會招致的士業界的強烈反彈,而「死守一萬」又等於變相令市民受罪,政府的最佳解法,是從「限制牌照總數」轉向「動態流量管理」。筆者建議引入「動態最大上線司機機制」,作為過渡性安排,其核心操作如下:
具體而言,政府可在首階段可批出一萬五千至兩萬個正式「網約車牌照」,同時調低最低營運時數,並將平日非繁忙時間的「最大上線司機數量」定為一萬個,以控制道路負荷並回應的士業界的情緒及關注;但當大數據監測到需求急升,例如在繁忙時段,可透過平台機制即時動態調整最大上線司機數量至最多2萬個。相關觸發機制可依據平台提供的實時數據(如訂單積壓數量、乘客等候時間等),由政府設定公開、透明門檻。
於平日非繁忙時間設置閘門:例如在平日下午三點的交通淡季,平台系統設定「同一時間最大上線網約車司機人數為1萬」。既能確保道路不被擠塞,也保障了傳統的士在淡季的客源。
於尖峰、惡劣天氣或盛事結束後動態開閘:一旦進入上下班繁忙時間、天文台發出惡劣天氣警告、或啟德體育園有數萬人散場時,政府及平台的大數據系統即時自動釋放配額,將「同一時間最大上線人數」彈性提升至最多2萬。此時,兼職司機可以上線接單,滿足市民的即時急增的需求及彈性賺取收入。
同時這套機制能在網約車司機內部,創造健康的競爭環境。系統可以設定:服務評分高、投訴少的司機,在淡季享有優先接單的權利。這巧妙地利用市場力量,使這2萬名司機為了獲得優先接單配額而自發提高服務質素,市民將成為最大受益者。
這套機制的優勢,在於以技術手段取代僵化配額。在需求低時維持秩序,在需求高時釋放運力,既可避免道路過度擠塞,亦能確保市民在關鍵時段獲得服務。同時,這種「流量控制」模式亦回應了的士業界對市場衝擊的憂慮,因為供應並非無限制開放,而是受監管地調節。
明確公佈逐步上升配額的長遠藍圖
然而,我們必須清楚理解,「動態最大上線機制」終究只是一項過渡性安排,是為了消化歷史共業、平息新舊利益衝突的權宜之計。香港公共交通的長遠未來,絕對不能永遠困在1萬個限額的牢籠之內。隨著規管制度成熟與市場逐步適應,長遠而言,逐步有序地提升網約車發牌配額,是必然趨勢。傳統的士服務質素長年受詬病,根源在於永久牌照制度帶來的市場壟斷,逐步透明地增加網約車配額,能形成持續的競爭壓力,推動傳統的士業界的服務提升。
以民為本的政治承擔
公共政策的核心,永遠是「增進最大多數市民的福祉」,維護全港市民與每年數千萬旅客的出行權益,更應是施政的重心。政府提出的1萬個限額,跨出了規管的第一步。但要將這一步走得穩、走得漂亮,就應該引入「動態最大上線機制」這種具備靈活性的治理手段,並明確公佈放寬配額的長遠藍圖。
我們期待特區政府在這場考驗治理智慧的博弈中,展現出迎難而上的政治承擔。將出行的選擇權與便利,真正給予每一位香港市民。
作者郭偉誠是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民協)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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