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范凱傑議員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區域協同與社會均衡發展指明了清晰方向。香港在制定首份五年規劃之際，將鞏固扶貧政策成效列為重點工作，正合時宜。立法會（6月25日）就「持續檢視精準扶貧策略」議案展開深思辨證，社會各界對此高度關注。

從劃線到識別：扶貧思維的轉變

回顧過去的扶貧軌跡，本港自2013年設立官方貧窮線以來，單純以收入劃線的機制，往往未能全面回應居住環境、照顧壓力及青年向上流動等結構性因素。特區政府在《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中引入七個面向、二十一項指標，並識別出劏房戶、全長者戶及單親家庭三個目標群組，這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倡導的「美好生活指數」多維度綜合評估理念不謀而合。過去劃一條線，凡在線下的視為貧窮；如今則先行識別出最需要支援的群體，再度施策。這種轉變，正是「以人為本」管治理念的體現。

扶貧防貧的關鍵，在於風險發生前能否及早察覺，並給予適度的過渡支援。社會樂見當局計劃將高風險全長者戶的識別年齡，由80歲或以上逐步下調至患有長期病患的較年輕長者，並正研究加強照顧者支援及彈性就業安排。另一方面，針對基層學童而設的「共創明『Teen』」等計劃，讓孩子有機會開闊視野、建立自信，這類經歷對阻斷貧窮跨代傳遞，往往比現金支援來得深遠。脫貧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支援措施宜留有合理的過渡期，讓目標群組在經濟波動中也能站穩腳步，扶貧成效才能真正持久。

借鑑國際：科學化門檻補不足

貧窮線雖然不再公布，但社會監察的渠道不能因此收窄。「取消貧窮線後如何掌握進度」是社會的合理疑問，當局在優化體制時，理應正視這個關切。在現行二十一項指標之上，特區政府可以進一步研究是否引入較具規範性的門檻，回答「多少才足夠」這個核心問題。

「最低收入標準」（MIS）方法論值得參考。這套方法論源自英國，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自2019年起引入並本地化，並於2021年及2023年持續更新，涵蓋長者、單身人士及在職家庭等不同住戶類型。研究發現，以四人家庭為例，每月需要約六千多新加坡元方能維持基本生活水平，與當地住戶收入中位數仍有距離——這正正反映，單純依賴收入比率劃線，可能低估部分家庭的真實生活困境。MIS的價值，不在於取代現行框架，而是提供一套具體、按住戶結構分類的開支基準，讓「足夠」這個抽象概念，有了可以量度的數字。

歐盟自2010年起採用的「貧窮及社會排斥風險」（AROPE）指標，則提供另一個思路。它將收入貧窮、物質匱乏、工作強度三項準則交叉比對,從而區分出不同類型的住戶——例如某些家庭收入未必極低，但因照顧責任而長期處於低工作強度,同樣面臨生活困頓的風險。這種「先分類、後施策」的邏輯,與香港現行框架已鎖定劏房戶、全長者戶、單親家庭三個目標群組的思路不謀而合,有助特區政府更精準回答「哪類人最需要幫助」。

兩套方法論的共通點，在於不再以單一收入數字判定貧富，而是按住戶處境的不同維度，逐層拆解出真正的需要所在。對香港而言，這些做法不必取代現行框架，而是可以作為補充指標——既保留現有七面向框架的識別能力，亦填補「達標之後是否足夠」這道問題的空白，讓公共資源用得更準、更到位。

《精準扶貧成果報告》各項指標普遍達標，是一個不錯的起步。但達標之後呢？特區政府宜建立更完善的定期披露機制，清楚交代各目標群組的覆蓋人數、支援質量的改善幅度，以及未能達標背後的原因，讓議會與公眾能持續監察。畢竟，扶貧工作的成敗，不在於報告上的達標數字，而在於基層家庭是否真切感受到生活穩定下來。

作者范凱傑是第八屆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議員，執業大律師，海南省政協常委，海南國際仲裁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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