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賴泳恩

近日，懲教署一段由部門多媒體小組自行製作的AI防罪教育宣傳片，在極短時間內兩度下架並公開致歉，成為全城熱話。事件之所以惹來廣泛嘲諷，並不只是因為作品「唔好睇」或「唔夠專業」，而是它同時暴露出特區政府部門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內容審核流程、風險判斷能力，以及公眾溝通意識上的多重問題。一次看似只是宣傳失誤的事故，實際上反映的，卻是公共行政中不應輕視的制度漏洞。

整件事最先引起爭議的，是宣傳片的創作方向。據片段內容可見，製作方以虛擬女團形式包裝毒品主題角色，試圖用年輕化、網絡化、偶像化的方式吸引觀眾注意。從創作原意而言，這種做法未必完全不能理解。在短片盛行的年代，傳統說教式宣傳往往難以觸及年輕受眾，若能以較具話題性的視覺語言切入，理論上有機會提升傳播效果。然而，問題正在於，公共宣傳並非單純追求「吸睛」，更不是只要「有人看」便算成功。當題材本身涉及毒品、罪行與法治教育，任何角色設計、畫面風格與敘事鋪排，都必須高度審慎，避免訊息含混，甚至產生反效果。而這次懲教署宣傳片的最大問題，正是前半段對相關角色的包裝過於鮮明、過於娛樂化，令不少觀眾第一時間感受到的不是警惕，而是某種近乎「美化」的效果。

即使創作者原意是先以亮麗形象吸引注意，再在後半段揭示毒品禍害，問題是觀眾對內容的接收並不一定會依照創作者預設路線進行。在社交媒體環境下，短片經常被截圖、二次剪輯、斷章傳播。一旦最「吸睛」、最具娛樂性的部分被抽離原有脈絡，便很容易由教育短片變成另類宣傳素材。這正是公共傳訊最需要防範的風險：不是你「本意」想說甚麼，而是大眾「實際」接收到甚麼。

更令人譁然的，是首個版本惹火後，署方未有通過更完整、冷靜的檢討程序處理，而是急忙推出所謂「快速現形版」，試圖在極短時間內補救形象。然而，這個補救版本不但未能止血，反而把事件推向更荒謬的層次。由於新增的AI語音旁白出現明顯錯讀，原本意在警告販毒、吸毒屬嚴重罪行的信息，竟被聽成近似「都唔會坐監」的效果，與原意完全相反。若說第一個版本的問題還可歸咎於概念失衡，那麼第二個版本的錯誤，便已經不是創意判斷問題，而是最基本的製作把關失守。

事實上，這類錯誤本來極易避免。無論是AI生成畫面、AI配音，還是後期字幕整理，只要有最基本的人手覆核程序，例如由第三者完整觀看一次、核對字幕與旁白是否一致、確認語音咬字是否清晰準確，這種級別的失誤都不應公然流出。尤其宣傳片涉及刑事罪行與法律後果，更不可能容許任何表述含糊，更遑論傳達出近乎相反的訊息。換言之，真正出問題的，從來不只是AI，而是使用AI的人，以及背後整套審批文化。

官方其後強調，涉事宣傳片屬內部製作，不涉及額外公帑開支。這種說法表面上似乎是在回應公眾對資源浪費的質疑，但實際上並未觸及問題核心。因為公眾真正關心的，並不只是有沒有額外花錢，而是公職部門是否以應有的專業標準處理公共訊息。即使不涉額外撥款，部門人員的工時、行政資源、官方平台公信力，以至特區政府整體形象，本身就是公共資產。若作品粗疏失準，甚至連番出錯，那麼損耗的並不只是製作成本，而是市民對特區政府宣傳能力與管治質素的信任。

這場風波也帶出一個更值得深思的議題：特區政府部門在擁抱AI技術時，究竟抱持的是提升效率的思維，還是追趕潮流的衝動？AI確實能降低製作門檻，節省時間與人力，令視覺包裝更快速成形。但它始終只是工具，不能取代內容判斷、倫理意識與風險管理。若管理層誤以為「有AI就代表創新」、「夠新潮就等於有效果」，結果往往是技術感有餘，專業度不足，最後弄巧成拙，甚至自毀公信。

政策宣傳從來不是一般商業廣告，它背負的是公共教育責任。尤其涉及禁毒、防罪、法律等敏感議題，更要在創意與嚴謹之間取得平衡。可以創新，但不能失真；可以貼近網絡語境，但不能模糊是非。可以善用AI，但必須建立清晰的人手審核機制。從腳本、畫面、配音到最終發布，每一步都應有明確問責與覆核安排，而不是「做好就出街，出事再補鑊」。

懲教署這次AI宣傳片風波之所以成為「公關災難」，正因為它不是單一失誤，而是一連串錯判累積出來的結果：概念失衡、審核粗疏、補救倉卒、回應失焦。但對特區政府而言，若只把它當成一次網絡事件，而不正視背後暴露的制度問題，下一次類似事故只會再次發生。真正需要「快速現形」的，或許不是片中的角色，而是公共宣傳流程中那些一直被忽略的管理漏洞。

作者賴泳恩是一名香港執業律師，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委員及上訴委員會（房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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