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黃永威議員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這不僅是國家對香港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肯定，更是對香港在複雜地緣政治下維護供應鏈安全寄予厚望。作為工業界的代表，筆者長期觀察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發現香港在發展有色金屬（如銅、鋁、鎳等）交易方面，雖然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但現狀與實力極不匹配。我們必須正視差距，善用香港「普通法」與「國家支持」的獨特組合拳，打破目前的發展瓶頸。

目前，全球有色金屬交易高度依賴高效的倉儲與物流系統。然而，對比鄰近地區的數據，香港的處境令人汗顏。目前在倫敦金屬交易所（LME）體系下，香港僅有約11個倉庫可處理約3萬噸的交易量；相比之下，同樣實行普通法的新加坡，其處理量高達30萬噸，是香港的10倍；而內地的上海，年度處理量更驚人地達到300萬噸。

作為老牌國際貿易中心，香港這「3萬噸」的數字顯然是「極不比例」的。這反映了過去一段時間，本港在大宗商品實物貿易的基建與政策推動上，落後於區域競爭對手。然而，危機亦是契機。如果我們能將處理量提升至與國際地位相稱的水平，其背後帶動的金融融資、法律仲裁、航運保險等產值，將是香港未來經濟增長的強大引擎。

事實上，香港發展有色金屬交易的條件，比上海和新加坡更具戰略優勢。首先，對比上海，香港擁有「普通法」的國際公認性。上海雖然坐擁每年300萬噸的龐大處理量，且有國家強大支持，但由於法律體系與國際大宗商品主流規則不同，在國際投資者的認受性與爭議解決方面，香港的普通法制度顯然更具吸引力。國際交易商更傾向在熟悉的法律框架下進行大宗、高價的有色金屬實物交易。

其次，對比新加坡，香港擁有「祖國支持」的強大後盾。新加坡雖然同樣具備普通法優勢，但它缺乏像中國這樣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屬生產與消費市場。香港背靠祖國，既是國家內循環與外循環的接點，又能直接對接國家發展戰略。這種「國家級」的支持，是新加坡永遠無法具備的戰略縱深。

香港既有「法治」的國際通行證，又有「國家」的超級加速器。這種「一國兩制」下的雙重優勢，是我們爭奪國際金屬定價權的核心競爭力。

為了珍惜並善用這些條件，政府應當更有作為。筆者建議從以下幾方面重點突破：

第一，在北部都會區打造「大宗商品實體樞紐」：香港目前欠缺的是大規模、高標準的倉儲空間。我們應在北都規劃專屬的有色金屬產業園區，利用其鄰近內地的地理優勢，建立現代化、自動化的保稅倉庫，打破「3萬噸」的規模瓶頸，向新加坡甚至更高水平看齊。

第二，對標新加坡，優化稅務激勵：雖然政府擬推出8.25%的貿易商利得稅優惠，但與新加坡「全球貿易商計劃」（GTP）的5%稅率相比，吸引力仍有差距。筆者建議，針對符合綠色減排標準的有色金屬交易，應進一步將稅率降至5%，並涵蓋倉儲與物流服務商，形成全產業鏈的競爭優勢。

第三，科技賦能，解決融資痛點：有色金屬單價高，貿易融資需求巨大。過去業界常受偽造倉單、重覆質押所擾。我們應在北都園區引入區塊鏈技術，推動有色金屬實物資產（RWA）代幣化，確保每一噸金屬都「可追溯、可信賴」，從而吸引銀行大膽批出信貸，激活中小企參與。

第四，用好港交所LME的平台效應：透過LMEpassport機制，推動香港成為全球綠色金屬（如低碳鋁）的定價中心。這不僅能提升香港在國際標準制定上的話語權，更能配合國家「雙碳」戰略。

有色金屬貿易是全球工業文明的命脈，處理量越大，賺取的服務收益就越豐厚。香港不應守著「3萬噸」的現狀固步自封。我們必須意識到，香港擁有的特質是全球唯一的。只要當局能展現決心，在土地規劃、稅務改革、法律銜接及科技創新上大刀闊斧，香港絕對有能力在短時間內躍升為世界級的大宗商品交易樞紐，不負國家重托，再創貿易輝煌。

作者黃永威是第八屆立法會功能界別（工業界（第一））議員，經民聯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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