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斯麓

一部清刊本《新政真詮》，靜靜躺在香港大學的展櫃中。泛黃紙頁上，何啟與胡禮垣關於君主立憲、民權法治的吶喊，穿越百年光陰，依然字字鏗鏘。這部由收藏家于江先生慷慨捐贈的珍貴原刻孤本，連同其珍藏的一批歷史文獻與文物，共同構成了「方寸大千：何啟、港大與近代中國的先聲」展覽的核心。

在港大的百周年校園裡，一場名為「方寸大千」的捐贈展並非尋常的藏書陳列，而是一次跨越時空的精神邀約：它邀請我們透過這些泛黃的紙頁，重返那個中西激蕩、新舊交替的變革時代。而所有追問的起點，都指向一個複雜而深邃的靈魂——何啟。他既不是純粹的殖民精英，也並非職業革命家；他既是港大前身西醫書院的核心創辦人，又是孫中山革命初期最隱秘的幕後推手。讀懂何啟，便讀懂了港大在中國近代史座標系中那獨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

港島浮槎：何啟的雙重身份與維新底色

在香港中環士丹頓街的舊樓群間，百年前的革命暗號早已被市聲淹沒；但若將目光投向薄扶林道上的港大校園，那座凝視遠方的孫中山像，依舊在提醒來者——這裡有過改變中國為使命的人。

何啟，這個名字在港大校史中常被簡化為「創校先賢」或「西醫書院創辦人」，然而他的真實份量遠不止於此。他生於香港開埠之初的1859年，父親何福堂為著名的華人牧師。這樣的家世讓何啟自幼便站在東西文明的交匯點上：入讀香港中央書院（皇仁書院前身），1872年畢業后負笈英倫，先後在阿伯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獲得內科學士及外科碩士學位，又於林肯律師學院(Lincoln's Inn)考取大律師資格，成為香港華人執業西醫和華人執業律師的前驅。

但何啟並非一個單純的「西化精英」。1887年，為紀念英籍亡妻雅麗氏，他捐資創辦雅麗氏紀念醫院，並在同年推動成立香港西醫書院——這便是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前身，也是專為華人設立的早期西醫教育機構之一。然而，比「創辦一所醫學院」更深遠的影響在於：何啟將這所學校辦成了一個思想碰撞的「飛地」。他不滿足於僅僅培養醫術精湛的醫生，而是希望學生能透過醫學這扇窗，窺見西方政治制度與法治精神的堂奧。他的課堂上不僅有解剖圖譜，更有對「民權」「法治」「憲政」的闡發。這種教育理念，使西醫書院在事實上成為晚清中國知識份子接觸現代性思想的前沿陣地之一。

何啟之所以能在港大早期史中佔據靈魂位置，還因為他為這所大學注入了「家國關懷」的基因。1890年，他出任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此後任職長達24年，是港英政府與華人社會之間最重要的溝通管道。但他從未因體制內的身份而疏離對故國命運的憂思。

《新政真詮》：一部書的思想重量

本次展出的《新政真詮》一書，為何啟與摯友胡禮垣合著，系統闡述君主立憲，明確反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思路。何啟與胡禮垣在書中尖銳指出：中國的病根不在器物，而在制度本身；真正的自強之道，在於振興商業、保障民權、確立法治。他們主張設立民選議院、推行地方自治、改革科舉教育，並提出了一系列具體而超前的政治改革方案。

此書一經刊行，便成為晚清改良派與革命派共同汲取思想養分的理論寶庫——康有為、梁啟超曾從中獲益，孫中山更將其視為重要的政治啟蒙讀物。有學者評價，《新政真詮》是「近代中國社會改革與進步的先聲」，它超越了一般維新政論的格局，觸及了國家根本制度的重建。本次展出的清刊原刻本，紙墨精良，保存完好，是研究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不可多得的實物文獻。于江先生珍藏此本多年，今慨然捐贈港大，使這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得以回歸其思想誕生的土壤。

港大精神的「思想底稿」

《新政真詮》的意義，不僅在於它為晚清政治改革提供了思想綱領，更在於它深刻影響了何啟的教育理念，進而塑造了香港大學前身西醫書院的辦學靈魂。何啟在書中反覆強調：中國之弱，弱在民智未開、法治不彰、民權不立; 而救治之道，在於以西學之精神，更新中國之根基。這一信念，直接轉化為他在西醫書院課程設置中的苦心孤詣——他不僅教授解剖與外科，更將西方憲政史、倫理學與政治哲學引入課堂，希望培養的不僅是醫生，更是具有現代公民意識的中國青年。

換言之，《新政真詮》是港大精神的「思想底稿」——何啟在這部書中寫下的理想，正是他畢生致力於在港大校園裡踐行的教育實踐。何啟在參與籌建香港大學時堅持增設文學院，並力主聘請前清翰林講授經史，使港大成為當時罕見的中西學問並重的學府。這種看似保守的舉措，實則暗含深意：他不希望港大學生成為「黃皮白心」的洋化精英，而是希望他們能以西學為鏡，重新觀照和改造中國。本次展出的清刊原刻本，便是這一精神傳承的物質見證。

師生之間：何啟與孫中山的思想接力

如果說何啟是港大精神火種的點燃者，那麼孫中山則是這簇火焰照亮近代中國的最耀眼的光束。1887年，年方21歲的孫中山從廣州博濟醫學堂轉入新成立的香港西醫書院，成為首屆學生。孫中山與同窗陳少白、楊鶴齡、尤列時常議論時政，倡言反清，被時人戲稱為「四大寇」。

據香港大學的著名歷史學者高馬可（John Carroll）教授所說，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許多政治理念，「至少部分源於他早期對何啟人民主權理論的熟悉」。孫中山後來親口對何啟的女婿傅秉常坦言：「自己受惠於何啟之教。」何啟給予孫中山的，遠不止醫學知識，更是一種將「醫術」與「治國」相貫通的思維方式。

如果說西醫書院的課堂是孫中山接受西學啟蒙的場所，那麼《新政真詮》便是他理解政治變革的理論手冊。何啟在書中對「民權」「法治」「代議制」的論述，為青年孫中山提供了最初的政治想像框架——改良的種子後來長成了革命的烈火。然而，當改良幻想在甲午戰敗的炮聲中破滅後，孫中山決然轉向武裝革命; 而何啟終其一生，雖同情革命、暗助革命，卻始終秉持漸進改良的立場。這種「分岔」並非決裂，而是同一思想根系在不同世代的兩種生長形態。

更耐人尋味的是，何啟在孫中山革命生涯的初期扮演了「幕後推手」的關鍵角色。何啟雖從未正式加入興中會，卻對其宗旨極表贊同，常參與籌劃。他協助資助興中會的機關報《中國日報》， 參與籌劃1895年廣州起義，利用其身份和英文能力，承擔了起義對外宣傳工作，並介紹了關鍵的起義資助人。在1900年惠州起義籌備期間，他試圖利用自己與香港英文報界的關係，為孫中山一方爭取英方援助，確保港府保持友善中立。

據高馬可教授的研究，港督梅含理在向殖民地部的報告中，指控何啟與孫中山友人、時任廣東軍政府外交司司長陳少白有姻親關係，並懷疑他曾為新成立的廣州政府起草過「詳盡的憲法」，這也是導致港府對他失去信任、最終結束其立法局生涯的原因之一。換言之，何啟為孫中山革命提供的不僅是思想啟蒙，更是早期關鍵的資金、人脈與輿論庇護——港大前身的校園，因此成為近代革命史上一條隱秘而堅韌的地下通道。

校園內外：港大何以成為革命思想的「誕生地」

1923年2月20日，一個值得被中國近代史反覆書寫的日子。這一天，孫中山應港大學生會邀請，回到闊別多年的母校，在港大本部大樓陸佑堂用英語向師生發表演講。他開場便說：「我有如遊子歸家，因為香港與香港大學乃我知識之誕生地。」緊接着，他給出了那句流傳至今的名論斷： 「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於香港。」他詳細解釋：三十年前在此讀書時，常於課餘漫步市街，見香港秩序井然、建築宏偉、官員廉潔勤勉，而一水之隔的故鄉香山卻是污吏橫行、道路失修。兩地相距不過五十英里，何以差距如此之大？ 這促使他開始「由市政之研究進而為政治之研究」，最終得出結論：必須徹底改變「惡政府」，以良善的共和制度取代腐朽的帝制。

孫中山這番演講，不僅是對個人思想史的追溯，更深刻地揭示了港大與中國近代革命之間那條看似隱秘卻血脈相連的紐帶。正是港大（及其前身西醫書院）前沿的西學課程、最自由的學術氛圍，以及何啟等一批兼具「中國情懷」與「世界眼光」的教師，使華人學生得以近距離觀察現代國家的治理邏輯，從而反向激發出對中國傳統政治的批判意識。

孫中山並非孤例——港大早期校友中，不少人後來投身國民革命、抗日戰爭乃至新中國的法治建設，他們身上共同的印記，正是那種「在香港看中國」的獨特視角：既對西方制度有切身體認，又對故國命運懷有切膚之痛。這種視角的形成，與何啟等創校先賢在課程設置中刻意保留的「中國關懷」密不可分。

因此，當孫中山在陸佑堂說出「革命思想從香港得來」時，他實際上是把港大放置在了整個中國近代轉型的核心座標上。這所大學並非革命的「旁觀者」或「局外人」，而是革命思想孕育、發酵、傳播的沃土。何啟的改良主義與孫中山的革命實踐，在此隔空對話；殖民地的法治表像與中國現實的腐敗圖景，在此形成刺痛人心的對照；而一代又一代從薄扶林道走出去的青年，則把這些思想的種子帶回了內地，在更廣闊的土地上生根發芽。港大與中國近代史的深厚淵源，並非後人附會——它被孫中山本人親口確認，被何啟畢生踐行的事業所證明，也被陸佑堂那場掌聲雷動的演講永遠鐫刻進了歷史。

結語

當今天的人們漫步港大校園，在荷花池畔瞻仰孫中山銅像時，或許會恍然意識到：這所大學之所以厚重，不僅因為它的學術積澱，更因為它曾站在近代中國最痛苦也最壯麗的思想風暴中心，聳立為一座沉默卻堅定的「燈塔」。而于江先生捐贈的這部《新政真詮》清刊本，正是那個風暴中心遺留下來的、最真實的思想底稿。方寸之間，可見大千——翻開它，便翻開了一個時代。

展覽資訊

方寸大千：何啟、港大與中國變革時代的先聲－于江先生珍藏何啟《新政真詮》及珍貴歷史文物捐贈展

展期： 2026年7月22日（周三）至8月5日（周三）

地點：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逸夫教學樓地下大堂（G/F Lobby, Run Run Shaw Tower, Centennial Campu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免費開放，歡迎公眾參觀。

作者為金融從業者，筆名斯麓，曾駐紐約、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