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王崢

這是什麼時代呢？空書架在燃燒，詩人在送外賣。問題或許並不在於送外賣。而在於某些身份，在特定歷史時刻，恰好符合了文學場域所需要的一種敘事。並不是因為送外賣就能獲得重磅文學獎；否則，我倒要建議身邊那些才華橫溢、長年默默寫詩的朋友們，都去送外賣好了。不僅能解決生計，還能順便出名。

誰才是真正的「草根」？

我無意評判外賣詩人（們）的詩究竟有多好或多不好——因為有人給我推薦詩歌時，並非用文字本身來打動我，而嘗試用其他的外在標籤博取關注時，我總會多一絲懷疑。打破文學的准入門檻（gatekeeping），讓更多不同背景的人進入文學視野，當然具有積極的意義。然而，在擁抱這種敘事之前，我更想追問的是：那些早已在專業第一線默默耕耘、長年投入創作，卻始終缺乏資源與關注的詩人，我們真的照顧好了嗎？到底誰才是真正的「草根」？「草根」到底是一種大巧若拙的天然質地，還是官方御賜的「員外」封號？究竟是一種社會位置，還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文化身份？

更耐人尋味的是，就在外賣詩人成為新聞頭條的同一時間，香港一些獨立書店近年卻承受着日益加碼的經營與環境壓力。當「文學來自民間」成為值得歌頌的口號時，真正讓文學得以存在的民間空間——那些小型出版社、獨立書店、地下刊物——卻仍然可能是最脆弱、最先被消失的一環。如果只讚美草根，而不保護草根生長的土壤，那麼「草根」便只剩下一個可以反覆消費的文化符號。

「草根」不是「沒有專業」

這種反專業（anti-professionalism）的情緒，其實並不是今天才出現。19世紀的亨利・盧梭（Henri Rousseau）之所以被稱為「樸素藝術」（Naïve Art）的代表，並非因為他沒有能力，而是因為他沒有接受巴黎學院派的正規訓練。他曾經是海關職員，後來才開始作畫。畢卡索欣賞他的作品，也正因為他保留了一種未經學院馴化的觀看方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盧梭從來不是反對藝術專業的人。他一生都在巴黎沙龍投稿，希望得到藝術界承認。他追求的是成為藝術家，而不是停留在「業餘畫家」的身份。今天我們記住他的原因，不是因為他是海關職員，而是因為他的畫改變了現代藝術。

20世紀以後，杜象（Marcel Duchamp）將現成物（readymade）推向藝術史，《噴泉》甚至只是一個小便斗；安迪・沃荷（Andy Warhol）更曾在「Oxidation Paintings」系列中，邀請朋友在塗有含銅顏料的畫布上排尿，利用化學氧化作用形成畫面。它們看似是在嘲笑藝術技巧，實際上卻建立在對整個藝術史、藝術制度與展覽體系極其深入的理解之上。杜象不是因為不會畫畫才做《噴泉》；沃荷也不是因為畫不好才讓顏料與尿液發生反應。恰恰相反，他們的「反藝術」，都是建立在高度專業性的基礎之上。藝術史從來沒有真正單方面崇拜過 「業餘性（amateur）」。它崇拜的是能夠超越專業，打破規則的人。

甚至，「草根」（grassroots）這個詞本身，也遠比今天流行語境中複雜。語源學上，「草根」原本指植物最底層的根系；20世紀初開始，美國政治逐漸用它描述「來自地方、而非中央」的自發政治動員。政治學者如 Robert A. Dahl、Sidney Tarrow等對民主參與的研究，都將「草根」理解為一種由下而上的集體行動能力，而不是一種貧窮、素樸或業餘的美學風格。換言之，「草根」的核心從來不是「沒有專業」，而是擁有自主性。真正的草根，是自己長出來的，不是被命名出來的。

「專業」與藝術家概念如何誕生？

而這裏恰恰涉及另一個更深的歷史問題：專業（professional）本身又是如何誕生的？文藝復興以前，歐洲畫家、雕塑家更多被視為工匠（artisan），與木匠、石匠同屬行會（guild）體系。更早的古希臘時代，只有詩歌（ποίησις（poíēsis，ποίησις））和修辭（政治和哲學辯論）（ῥητορική（rhētorikḗ，ῥητορική））因為「不匠」的特質，被認為才是「真正的藝術」。直到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才逐漸被視為具有知識、創造力與個人風格的文化主體。瓦薩里（Giorgio Vasari）1550年出版的《藝苑名人傳》（Lives of the Most Excellent Painters, Sculptors, and Architects），更首次以歷史敘事系統地建構了「藝術家」作為一種專業身份與天才形象，深刻影響了後來數百年的藝術史寫作。換句話說，我們今天所理解的 專業性（professional），並不是一種天然存在，而是一種經過數百年制度、教育、評論與歷史書寫共同塑造出來的文化身份。

文藝復興之後，歐洲逐漸建立起現代意義上的藝術家制度。從工坊、行會（guild）、學院到沙龍，再到19世紀的專業評論體系，「藝術家」開始不再只是手工匠，而成為具有知識、生產與批判能力的專業身份。正是在這一歷史過程中，professionalism（專業主義）才逐漸穩定下來。

因此，草根真正具有力量，不是因為它反專業，而是因為它始終與專業形成一種張力。如果沒有專業性（professional）作為厚實的背景，草根（amateur）的反叛便沒有意義。如果沒有學院，盧梭也不可能成為盧梭。如果沒有杜象之前幾百年的藝術史，《噴泉》也只會是一個小便斗。巴黎的東京宮如果沒有盧浮宮作為背景，其先鋒性也同樣顯得虛偽和脆弱。所以，草根不是專業的對立面，而是專業制度永遠無法完全收編的另一種生命力。

浪漫化業餘是危險趨勢

也因此，我對今天文藝界最擔心的，不是尊重業餘，而是浪漫化業餘。當送外賣比寫詩更值得報導，當職業身份比作品更容易成為新聞，創作者便開始意識到：真正重要的，似乎不是寫得更好，而是講一個更容易被媒體傳播的人生故事。作品慢慢退到背景。身份走到了舞台中央。

腰樂隊《世界呢分鐘》有一句歌詞，很多年後讀來，反而越來越像對今天的預言：「我依然認為，草根不是民主，草根是庸俗。說白點，就是網民。」

這裏的「草根」並非對普通人的否定，而是在警惕另一種危險：當「草根」被權力、媒體與市場不斷命名、塑造、消費，它便不再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力量，而成了一種可以被展示、被利用、被流通的形象。它失去了自主生長的能力，也失去了反抗的可能。如果完全脫離了專業，只談草根，那麼草根的張力反而消失了。它不再是一種能夠與體制對話、甚至挑戰體制的力量，而可能只是任由權力擺弄的玩偶。

如果我們繼續冷眼任由無數個胡波們在出租屋裏像《大象席地而坐》那樣走投無路；卻覺得樓下炒飯的兼職電影愛好者好像可愛許多，用手機拍的短影片比起真正的電影導演不那麼沉重、充滿生活氣息，還能讓人暫忘現實之苦；於是忍不住多給了小費——

這算是在支持電影，還是在蔑視電影？

王崢，現居新加坡，曾就讀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藝術全獎博士，獲得「汪國真詩歌獎」等多項文學獎項，作品見於《香港文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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