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區漢宗

黃浦江畔的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不僅是技術成果的秀場，更是一場關於未來秩序的無聲博弈。當29國共同簽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當中國從技術的「追趕者」轉向「公共產品提供者」，一個清晰的信號被釋放：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格局，正在被重新書寫。

警惕技術背後的不平等

最危險的落後不是沒有晶片，而是無法參與制定規則。如何定義安全、解釋倫理、劃定市場門檻，這些看似技術性的問題，實則關乎國家命運與文明走向。歷史已經展示了門羅主義及其各種變形的危害，今天，我們必須警惕「AI門羅主義」——那種將人工智能視為西方發達國家專利的隱性霸權。

國際規則使全球南方面臨歷史不公的延續，這絕非危言聳聽。當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無論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建議書》，還是歐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其底層邏輯都深深植根於西方的政治哲學與利益訴求。它們將隱私、透明、問責與人權置於治理核心，表面上看似普適、中立，實則掩蓋了西方在技術、標準與市場層面的主導地位。

這種主導並非自然形成，而是通過「規範外溢」機制被制度化。歐盟憑藉其龐大的市場規模與嚴格的法規，迫使非歐盟地區在設計產品與制定規範時不得不考慮歐盟標準——這就是所謂的「布魯塞爾效應」。在資料保護、演算法審計等領域，西方國家的國內法悄然轉化為全球實際標準。而全球南方由於資源與能力不足，往往成為被動的接受者。更值得警惕的是，西方敘事通過「資料殖民主義」等形態，將特定的現代化模式普遍化、規範化，使全球南方從需求到生產都被限制在西方的框架之中。這種慣性不僅影響了發展路徑，更塑造了人們理解和討論發展的思路，形成了一種認知上的依附。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中，全球南方處於一種矛盾的狀態：一方面，人工智能為醫療、農業、教育等領域帶來了跨越式發展的機遇；另一方面，結構性挑戰持續存在，限制了技術效能的發揮。根據斯坦福大學《2025年人工智能指數報告》，儘管非洲和拉美地區在基礎教育電腦科學教育覆蓋率上進展顯著，但全球約三分之二的國家中，全球南方在核心技術研發、雲計算、高端晶片等方面依然嚴重依賴西方。經濟層面，全球南方處於人工智能產業鏈分工不平等、核心技術被少數西方企業壟斷的困境；政治與治理層面，則面臨由少數西方國家主導規則、治理碎片化的難題。

這種困境的根源，在於長期形成的依附性結構。拉美學者曾尖銳指出，許多發展中國家將人工智能視為擺脫欠發達、追趕西方的工具，卻忽略了社會本身關於發展與落後的概念問題。也就是說，全球南方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西方設定的「發展=技術引進+制度接軌」的公式，而未能立足於本土問題構建自己的技術路線。結果就是，即便有了應用場景的爆發（如肯尼亞M-Pesa移動支付的成功），也難以轉化為可持續的競爭力，因為底層架構、資料主權與規則制定權依然掌握在他人手中。

中國正成為「規則宣導者」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在黃浦江畔釋放的信號顯得尤為珍貴。中國人工智能產業規模突破1萬億元，全面切入工業製造、公共服務等實體經濟場景，這不僅是技術實力的體現，更是發展模式的一種驗證。更重要的是，中國正嘗試將自身的發展經驗轉化為全球公共產品。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的成立，29個國家的共同簽署，標誌着一種新的多邊共識正在凝聚：「規則共建」與「開源普惠」成為超越傳統大國博弈的全球共識。

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既是全球南方的一員，又具備了與西方在技術、資本、制度層面抗衡的綜合實力。在法律與政策層面，中國強調技術主權、風險治理與包容性增長的平衡，既不像歐盟那樣過度監管抑制創新，也不像美國那樣放任資本導致寡頭壟斷。中國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主張在聯合國的框架下，通過對話合作縮小智慧鴻溝，反對以意識形態劃線或構建排他性集團。這種立場為全球南方提供了一種不同於西方的選擇——一種更加注重發展權、更加兼顧安全與效率的治理路徑。

全球南方不能站在規則之外

作答時代之問的起筆應該是：人工智能要真正成為世界的，全球南方就不能站在規則之外。這無疑是準確的診斷。但如何才能真正走進規則內部，甚至參與書寫規則？這需要全球南方從以下幾個方面發力：

首先，必須打破西方敘事的壟斷，構建自主的AI倫理與發展話語。全球南方不應僅僅滿足於應用西方的技術和遵守西方的規則，而應基於自身的文化傳統、社會結構與發展階段，提出關於「什麼是好的AI」、「AI為了誰」的獨特見解。例如，非洲聯盟發佈《非洲大陸人工智能戰略》，強調以非洲價值觀和本土需求為導向，這就是一種積極的嘗試。只有形成多元的敘事，才能避免全球治理被單一標準綁架。

其次，通過區域協同與南南合作，將發展訴求轉化為制度力量。單個南方國家力量薄弱，但區域集體的談判能力不容小覷。東盟、非盟、拉共體等區域組織可以在資料跨境流動、算力共享、技術標準互認等方面先行先試，形成區域性的規則網絡，進而在全球談判中增加籌碼。同時，借鑒中國在政策引導、市場培育、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經驗，全球南方可以通過南南合作平台，開展能力建設與技術轉移，逐步彌補數位鴻溝。

再次，重視技術主權與基礎能力的建設。規則制定權歸根結底源於技術實力。全球南方需要加大對基礎研究、人才培養和基礎設施的投入，減少對西方核心技術（如高端晶片、基礎大模型）的依賴。這並不意味着閉門造車，而是在開放合作中保持自主性，確保在關鍵領域有替代方案和議價能力。

最後，積極參與現有國際機制的改革與新機制的創建。全球南方應更主動地在聯合國、WTO、ITU等平台上發聲，推動人工智能治理議題的設置向發展導向傾斜。同時，支援像「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這樣新興的多邊機制，使其成為反映全球南方訴求、平衡西方主導力量的重要一極。

讓AI成為文明的橋樑而非鴻溝

人工智能向善，必須先有向善的規則。這個「向善」，不應由西方單獨定義，而應是全人類共同價值的體現。歷史告訴我們，任何技術一旦被少數國家或集團壟斷，就可能淪為控制他國的工具。從殖民時代的槍炮艦船，到數位時代的演算法霸權，權力的形態在變，但不平等的結構若隱若現。今天，我們站在百年變局的關口，人工智能究竟是加劇南北鴻溝的催化劑，還是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鑑的橋樑，取決於當下的選擇。

中國在上海發出的信號，是全球南方覺醒與團結的一個縮影。它提醒我們：技術的未來不是命中註定，而是人類共同書寫的篇章。全球南方不能也不應站在規則之外，唯有主動參與、積極建構，才能讓人工智能真正成為「世界的AI」，讓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紅利惠及每一個人。這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政治問題；不僅是發展問題，更是文明問題。

作者區漢宗是香港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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