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彭意婷

立法會議員在委員會和公開會議的發言表現再次引起社會討論。據傳媒統計，本屆立法會首七個月的公開會議中，發言次數最少的議員明顯低於整體平均水平；有議員更在多個委員會錄得零發言，當中甚至包括自己擔任副主席的委員會。部分議員解釋是因為其他人已表達了相近意見，也有人表示不應該為了發言而發言。立法會主席李慧琼亦撰文回應，指有關報道容易令公眾誤解，強調議員表現應重質不重量，又說會議以外的書面質詢、約見官員、實地視察和地區服務等，同樣屬於履職的一部分。

這些說法放在一起看，會發現它們其實都在把「議員是否履職」的判斷權，慢慢收回到議員自己手上。避免重複，由議員自己判斷；工作報告，由議員自己書寫；會議外溝通，由議員自己陳述；何謂質素，也由議員自己定義。

公眾原本可以依據發言次數、質詢紀錄、會議表現等客觀指標作判斷，但這些指標卻被說成不重要，只以議員自己的說法作準。如果連外界都不能再用共同標準評價議員，那麼所謂問責，還剩下甚麼？

擔得議員之名
須行議員之實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回到議員這個角色本身的定義。立法會議員是民意代表、代議士，由不同選民群體選出，代表人民議決政事。

「議」字的原意是商議、討論、評議，指提出意見，在集體中辯論和決定；「員」則是成員。「議員」二字，字面上就是參與議事的成員。而「議會」一詞源自Parlement，再上溯至Parler，原意正是說話與商議。議會制度的核心，是透過發言、協商和表決作出公共決定。既然這個名稱把職能直接寫進了名字裏，那麼名為議員，就應當議事。若連議都不議，這個名稱也沒有任何意義。

有人說，議員也做了許多會議以外的工作，這一點沒有人否認。但真正的爭議不在於議員有沒有工作，而在於其他工作可以替代核心職能嗎？不妨設想一個類比，我們不會接受一位老師說：我這學期沒有上課，但我有改簿、見家長、出席校務會議，所以我已完成教學職責，是一個好老師。這些工作確實存在，也確實需要，但它們是教學的延伸，不是教學的替代品。教學之所以為教學，核心在於上課；議政之所以為議政，核心在於議事。

按照同樣的道理，書面質詢、約見官員、地區視察，這些都是議政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們不能反過來取代議事場合中的議事，因為後者才是議員這個角色最不可被替代的職能。如果一個角色的名稱已清楚說明其職責，而這件事長期沒有發生，社會對其提出質疑，就不是苛刻，而是對其角色所要求的合理問責。

「已有人代我講」
不能成為沉默理由

當然，議會不是演講比賽，議員也不必為了發言而發言。若前面已有人充分表達了同樣觀點，避免重複、節省時間，在個別會議中是可以理解的安排。有議員解釋自己未能搶到較前的發言順序，也有議員指黨友已表達了黨方立場，所以自己不發言，這些說法都可解釋某一次會議的具體情況。

但細看就會發現，「不重複發言」、「搶不到發言順序」、「黨友已經講過」——其實是同一個邏輯的變奏，就是「已經有人代我講了」。而這個邏輯有一個致命的延伸性，它不僅可以解釋某一次沉默，更可以用來解釋任何一次沉默，因此也就使長期的沉默變成順理成章且合理的事。

可是，就算意見相近，也不代表不需要再說。議員各自代表不同選民、不同界別、不同社群。若多名議員都提出同一訴求，反而更能證明這件事並非個別人的偏好，而是具普遍性、甚至具逼切性的公共問題。重複本身，在代議政治中是有價值的，它能夠告訴社會，這個訴求不是孤例，而是共識。

所以，議員另外真正的考驗在於如何在相近立場之中說出不同意義，避免淪為空泛重複。這正正要求議員具備能力、判斷與智慧，把自己所代表的那個群體的獨特關切、優先次序、細微差異講清楚。如果因為怕重複便乾脆不發言，那就不是在節省時間，而是直接放棄了代議士最核心的職責。

因此，關鍵就不在於「有沒有人說過」，而在於「我有沒有把自己代表的市民需求說清楚」。每一名議員進入議會，不只是代表自己，更是代表其選民、界別或社群，即使立場相同，議員也要考慮自身代表群體的關切是否已經被清晰表達。

再進一步說，如果每個人都說「已經有人講過」，最後可能就只剩一兩人發言，其餘則全部沉默，那這種模式還算是代議制嗎？「不搶發言順序」可以是策略，但不能因此豁免職責；「黨友已先發言」可以是分工，但不代表不用再承擔民意代表責任。

發表工作報告
不能代替公開議政

至於呼籲市民查閱工作報告，當然有其價值，但不能因此便漠視社會對議員公開議政職責與質素的基本要求。工作報告與會議發言本來就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媒介：前者是議員自我整理的履職摘要，後者是議員在公開議會場域中的實際表現。兩者應該互相補充，而不是互相替代。若只強調「請看報告」，卻迴避公眾對會議發言、質詢和辯論的觀察，便等於把本應公開接受檢視的議政責任，轉化為事後由議員自己書寫的成績表。

「會議外溝通沒有呈現在鏡頭前」的說法，也循着同一邏輯。會議外溝通固然有價值，但它所能說明的，只是議員在鏡頭以外做了多少事；它不能因此自動成為對公開零發言的充分辯護。因為議員是公共代表，不是僅靠私下聯繫便算盡責的說客。

工作報告和會議外溝通有一個共同問題，就是外界很難直接核實，只能依賴議員自己的陳述。當可供公眾檢視的指標愈來愈少，問責就會愈來愈依賴議員自說自話。

「重質不重量」
不能用以反駁審視量

在所有辯解之中，「重質不重量」聽起來最有說服力，實際上也最需要警惕。這句話的潛台詞是，議員發言雖然少，但每一句都有份量。但沒有足夠的發言作基礎，外界根本無從判斷所謂「質」是否真的存在。一次發言可能只是偶然，三次發言仍未必看得出全貌；但如果在多個委員會長期零發言，連最基本的參與都看不到，公眾便沒有依據相信其質素真的有被體現。

正因如此，量之所以值得審視，不是因為公眾迷信數字，而是因為在質素無法被直接看見、也未被具體說明之前，量至少是一個可供檢驗的起點。它未必完整，但至少可比較、可追問。若連這個起點都不准討論，所謂「重質不重量」就只剩口號，而不是標準。

因此，當「重質不重量」被用來反對審視量，而質又始終沒有被具體說明時，這個說法的真正效果，只是平空移除公眾評核議員的門檻，讓外界更難判斷議員有沒有盡責。

沉默可以有策略
但不能成為特權

一個角色之所以成立，靠的是名稱與實質能夠對應。名為議員，就應當有議員之實；名為代表，就應當承擔代表之責。長期零發言，卻仍然說自己已經履職，這本身就是名實不符。如果一個人的實際行為與角色名稱所指向的職能長期脫節，那麼問題就不是外界的標準太苛刻，而在於這個角色本身出了問題。

再從問責的角度看，責任最終還是要看後果。如果代表者長期沉默，令選民的聲音無法在議會中被有效呈現，那麼這個後果，就很難再用「我有做其他事」來完全抵消。因為那些「其他事」無論多有價值，都沒有改變一個基本事實，就是在最重要的議事場合，他所代表的市民的聲音沒有被聽見。代表者的責任，終究要體現在他是否真的為所代表的市民帶來了可見的影響。

所以，議員不是只要有「做了很多工作」便已足夠，而是要在議會內對所代表的市民發聲，並承擔相應責任。沉默可以是策略，分工也可以存在，但都不能成為不發聲的理由。

說到底，公眾並不是要求每位議員每分鐘都滔滔不絕，也沒有以「講得多」作為唯一標準。但當議員在多個會議場合長期零發言時，社會自然會追問，你究竟有沒有真正代表選民？有沒有真正參與審議？有沒有真正承擔責任？

一個不議事的議員，還算不算是「議」員，不是修辭問題，是制度問題。若原本可供公眾檢視的議政責任，每一項都被說成只有議員自己才知道的工作，外界即使想判斷，也再沒有共同依據。到了那一步，受損的不只是個別議員的形象，而是整個代議制度的可信度。

議會可以包容慎言，但不能接受把沉默當成履職；議員之間可以分工，也可以避免重複發言，但絕不能放下自己所代表的市民，因為這才是代議士的根本責任。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維副秘書長，青年組織「燈芯」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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