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黃宇翔

世界盃的綠茵場，亦是政治的疆場。克羅地亞（Croatia）在2018年世界盃獲得亞軍，僅負予法國，令世界球迷驚艷。克羅地亞獨立建國僅僅27年，經歷血腥的南斯拉夫內戰後，克羅地亞卻在短時間內迅速重建，與斯洛文尼亞同樣躋身於人類發展指數前列的國家，經濟表現在前南斯拉夫諸國中名列前茅。

當足球承載民族榮辱與政治心靈

克羅地亞人口僅四百多萬，足球上卻延續了南斯拉夫時代「歐洲巴西」腳法幼細、組織嚴密的風格，曾於1998年世界盃奪得季軍，陣中主力多出身於前南斯拉夫足球體系。相比之下，同為前南斯拉夫龍頭的塞爾維亞足球卻江河日下，在2018年世界盃未能晉身十六強，在小組賽階段便行人止步。足球是克羅地亞重要的民族象徵，足球成就成為克羅地亞擺脫內戰陰霾的重要象徵，重新站立於歐洲國家之林。

問世間，球為何物？直教男兒生死相許。英國利物浦名帥比利．香克利嘗言：「足球無關生死，足球高於生死」。

足球有歷史緣由的球會大戰被稱為「德比」（Derby），因為地理、歷史因素而成為注目大戰，球員與球迷都分外眼紅，球場上火爆非常，因此德比戰常是國家焦點，更是地域矛盾的體現。無他，足球場上的恩仇，亦是顏面所繫，對不少球迷而言，球門洞開猶如城門失守，皆為恥辱，英超聯賽、西甲聯賽都有這樣的大戰，每每掀動球迷的政治心靈。

足球之所以被賦予高於生死的意義，在於其承載了族群認同與民族榮光。1969年，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更因世界盃中北美洲外圍賽的結果而發動戰爭，名副其實，足球有時甚至演變成真正的戰爭。

足球的政治
政治的足球

世界盃成為政治的沙場，同樣涉及前南斯拉夫地區的民族恩怨，6月22日小組賽瑞士對決塞爾維亞的比賽，塞爾維亞與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民族的恩怨，牽動過去的種族清洗問題。代表瑞士的兩名科索沃裔球員沙卡（Granit Xhaka）和沙基利（Xherdan Shaqiri）分別進球時，雙手放在胸前，大拇指交疊鎖住，其餘的手指向上，露出「阿爾巴尼亞雙頭鷹」的手勢。科索沃的主體族群是阿爾巴尼亞人，「雙頭鷹」是阿爾巴尼亞民族象徵，科索沃戰爭期間曾發生針對阿爾巴尼亞族群的大規模迫害與驅逐，不少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因此流亡或移居瑞士，其中包括兩人，以及瑞士隊友列治史迪拿（Stephan Lichtsteiner），還有克羅地亞中場主力拉傑迪（Ivan Rakitić），也曾長期旅居於瑞士，效力於瑞士球隊巴素利（FC Basel）。

科索沃裔瑞士球員的政治表達最終遭國際足協罰款，沙卡和沙基利開罰一萬瑞士法郎（約一萬美金），而列治史迪拿則被罰款五千瑞士法郎（約五千美金），反映足球綠茵場被寄託集體意識與政治符號，成為集體記憶與政治認同的競逐場。克羅地亞足球亦曾成為族群對立的象徵，前南斯拉夫時代，境內兩支勁旅貝爾格萊德紅星（Red Star Belgrade）、薩格勒布戴拿模（GNK Dinamo Zagreb）分別是今日塞爾維亞、克羅地亞的首都強隊，分別代表兩個民族的榮光，都是前南斯拉夫聯賽的勁旅，兩強相遇，「德比」（Derby）場內、場外都火花四濺。

1990年南斯拉夫在崩解前夕，兩強對戰更被賦予更多的種族意義，比賽爆發球迷騷亂後，南斯拉夫警察追打戴拿模球迷，奇怪的是，戴拿模隊的克羅地亞人球星、中場名將博班（Zvonimir Boban）卻飛腳踢向警察。此一畫面後來成為克羅地亞民族主義的重要象徵，被視為克羅地亞與南斯拉夫聯邦決裂的象徵，博班更因此被視為民族英雄，並因此被禁賽，無法代表南斯拉夫參加1990年意大利世界盃。

獨立後的足球風華

前南斯拉夫足球體系中，不少進攻型球員來自克羅地亞，獨立數年後的1998年世界盃，這一代球員代表克羅地亞出戰，博班就以中場大腦兼隊長的角色，帶領克羅地亞奪得世界盃季軍，為戰後克羅地亞社會帶來重要的集體榮耀感。無獨有偶，時隔二十年，在2018年世界盃獲金球獎的盧卡．莫迪歷（Luka Modrić）與博班相同，也是中場大腦兼隊長，帶領克羅地亞大放異彩，獲得世界盃亞軍，也形成某種歷史承傳。

2018世界盃的克羅地亞球員，都成長於戰火連天的南斯拉夫內戰期間，在戰爭環境下仍堅持足球訓練與發展，甚至不少球員當年都要遠走他鄉，以避戰火，在異鄉的排斥與困境中成長，例如中場球員拉傑迪就遠走瑞士。留在國內的球員亦要在戰火裡惶恐不可終日，但最終都成為獨當一面的球星，效力於歐陸勁旅，莫迪歷就曾效力皇家馬德里，拉傑迪亦曾是巴塞隆拿的球員，都能躋身歐洲頂級球會之列。正因這些沉重歷史背景，足球成就更具象徵意義，讓克羅地亞人感慨萬千，盧卡．莫迪獲得世界盃金球獎這項個人最高榮譽時，曾與克羅地亞總統基塔羅維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ć）激動相擁，也許眼淚裡蘊含的，就是國家的榮光，更是多年國家苦難凝聚而成的複雜情感。

足球是政治稜鏡

足球史上有名的打吡往往源於歷史因素與地緣政治，將新仇舊債投射到球場上，一決雌雄。英國的頂級聯賽就曾有「玫瑰戰爭」打吡（Roses rivalry），列斯聯與曼聯的對決。這兩支傳統球隊的對決被後人賦予中世紀歷史記憶。列斯聯所在的約克郡（York shire）便是約克家族（House of York）的發源地；曼聯則位處包括蘭開夏郡（Lancashire）的大曼徹斯特區內，即約克家族宿敵蘭開斯特家族（House of Lancaster）的所在地。

約克家族以白玫瑰為徽記，蘭開斯特家族則以紅玫瑰為徽記，兩族在中世紀為爭奪王位而鏖戰數十年。後世球迷往往將兩地競爭追溯至中世紀玫瑰戰爭的歷史記憶，列斯聯與曼聯球場相會，球衣依舊分別以白、紅為標誌。兩隊相會，分外眼紅，紅白球衣往來之際，踢法硬朗甚至粗野、火花四起，六十年代列斯聯球員布藍拿（Billy Bremner）便有「十石重的有刺鐵絲網」（Ten stone of barbed wire）之號，另一名隊友諾曼．亨特（Norman Hunter）則人稱「咬你的腳」（Bites Yer Legs），綠茵場上火花四濺可想而知。

兩隊球迷文化素以悍鬥聞名，因而臭名遠播，承接兩地競爭的歷史想像，列斯聯、曼聯兩隊對壘，例必以球迷騷亂「慶賀」告終，兩隊的球迷組織－列斯聯服務幫（Leeds United Service Crew）、曼聯紅軍（Red Army）常在球場外兩陣對圓，啤酒加上賽果常使兩隊球迷組織雙方互相扭鬥，掛彩受傷司空見慣，因此成為英國最為知名的打吡。

國家德比生死鬥

越過不列顛海峽，跨越比利牛斯山脈，西班牙足球國家打吡（El Clásico）皇家馬德里對決巴塞隆拿，同樣具有濃厚的政治、歷史脈絡。中世紀以來，伊比利亞半島不同王國與地區形成差異鮮明的政治文化傳統，馬德里所處的卡斯提爾王國（Kingdom of Castile），與巴塞隆拿的加泰隆尼亞地區所處亞拉崗王國（Kingdom of Aragon）有相異的宗教傳統，馬德里是天主教正統派的大本營，加泰隆尼亞則是異端純潔派（Catharism）的避難所，兩者語言、文化傳統大異，統一之後兩地也常有衝突，族群矛盾尖銳。馬德里是西班牙的政治中心，巴塞隆拿則是西班牙的經濟中心，國家打吡因此被寄託了歷史、地域與身份認同意義，代表卡斯提爾以及加泰隆尼亞（Catalonia）的矛盾。

在傳統敘事中，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執政期間，兩支球隊更被賦予濃厚的政治意味。加泰隆尼亞曾積極參與反佛朗哥政權的運動，佛朗哥政權與皇家馬德里的關係，長期被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敘事視為中央權力與地方身份衝突的象徵。為打擊加泰隆尼亞人的氣焰，迪史提芬奴轉會爭議長期被視為兩會恩怨的重要節點，卻因為佛朗哥的介入，一波三折下，反而加盟死敵皇家馬德里，因此多次領軍擊敗巴塞隆拿，為兩會恩怨增添新的歷史記憶。

然而，在長年承受批評之下，皇家馬德里在2023年發表影片，反擊巴塞隆拿歷年指控他們向獨裁者獻媚。反過來批評巴塞隆拿受已故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的保護。影片播出以往一些歷史片段，指巴塞昔日讓佛朗哥成為榮譽會員，得以3次從破產邊緣中，透過財政與土地安排協助，又指在佛朗哥統治期間，巴塞曾8次獲得聯賽冠軍，而皇馬在這段期間花了15年才重登聯賽寶座。

歷史記憶總是不斷被挪用，以滿足新時代的需要。時至今日，皇家馬德里與巴塞隆拿依舊對抗激烈、衝撞頻生，綠茵場上更成為加泰隆尼亞球員宣示獨立主張的舞台，主張加泰隆尼亞獨立的巴塞隆拿球員碧基（Gerard Piqué）更多次在國家打吡中被皇家馬德里球迷喝倒采，西甲賽場上的兩隊的勝負，彷彿統一與獨立兩種政治想像的較量，球門彷彿兩種政治認同的象徵邊界，代表雙方政治立場的成敗。

足球之所以能超越體育競技本身，正因其經常成為歷史記憶、地域認同與民族情感的投射場域。

作者黃宇翔是香港媒體人，曾獲2025年亞洲出版協會卓越評論獎、第六屆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

文章原刊於黃宇翔所著《足球政治經濟學——球壇霸權興衰的源代碼》，《香港01》獲授權轉載。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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