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區漢宗

7月31日，日本「國家情報局」（NIB）正式掛牌，同日由首相高市早苗任主席的「國家情報會議」（NIC）召開首次會議。按日方官方說法，該機構由內閣情報調查室升格而來，初期定員約730人，依據5月通過的《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成立，承擔NIC事務局職能，被賦予跨部門情報「一元集約」的綜合協調權，可直接統籌外務、防衛、員警、法務等省廳的情報流。

表面看，這只是一次「解決情報煙囪化」的行政優化；但把機構放進高市政權近兩年連續突破戰後框架的動作序列裏，就會發現：這不是普通國家的情報改革，而是日本在情報領域撕掉盟軍戰後「分權封印」、把分散制衡重新收束為首相直控垂直鏈條的關鍵一步，必須放在軍國主義復活預警的透鏡下審視。

二戰後，盟軍總司令部為防止特高課式國家特務機器復活，刻意把日本情報職能拆散：海外搜集歸外務省、軍事情報歸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國內公安歸員警廳與公安調查廳、政務研判歸內閣情報調查室。各部門互不統屬、互相掣肘，效率雖低，卻讓「全國性鎮壓+對外侵略配套」的情報怪獸難以重生。

本次改革的核心，不是「增設」而是「收權」。NIC由首相任主席，九名核心閣僚固定列席；NIB作為執行層，局長原和也（前員警廳警備局長、安倍秘書官）直接對首相單線彙報，無需經內閣官房中轉，職級與國家安全保障局並列。法律上新設《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授予NIB「要求各省廳提交情報資料」、「統一匯總研判終審」、牽頭編首部《國家情報戰略》、「統籌分配情報預算」等權力——這意味着戰後首次出現「首相頂層決策—NIB一線執行」的法定垂直集權，原來拆散的「安全閥」被法定拆除。

更值得警惕的是後續拼圖：高市政府已明確要推《間諜防止法》、2028年前設「對外情報廳」、編首部《國家情報戰略》。從「內斂協調」到「對外人力情報+主動網路戰+衛星研判」，NIB只是底座，後面跟着的是完整自主情報作戰鏈。

如果把NIB孤立評價，容易掉進日方話術：「周邊威脅上升、俄國間諜借道、產業鏈竊密，日本當然要建中央情報機構。」但把它和2025—2026年日本一連串動作並排，邏輯就清楚了：2025年設「統合作戰司令部」，陸海空+太空+網路+電子戰一元化戰時指揮；2026年提案把自衛隊「一佐」改回「大佐」、「幕僚長」改回「大將，複刻舊日軍銜；航空自衛隊改名「航空宇宙自衛隊」，建太空作戰部隊；網路防禦部隊擴編為具備主動攻擊能力的網路戰部隊；高市早苗公開稱「台灣有事」自衛隊將軍事介入，多次參拜靖國神社、高調頌揚昭和擴張敘事。

在這些動作裏，NIB的角色是「戰爭機器的情報配套」：對外，為潛在海外軍事行動、諜報滲透、認知戰提供統一支撐；對內，統籌社交媒體輿情、涉外社團、左翼反戰團體動態，壓縮反修憲反擴軍的社會空間。日本共同社、中國外交部均點破——這不是中性機構改革，而是「再軍事化」的一環。

日方四大官宣理由中，「適配日美安保同盟升級」被放在最後卻最微妙。NIB籌建階段，高市團隊私下找美、澳、德取經，澳駐日大使希勒（前澳國家情報總長）直接參與建議，美方在網防、反工業間諜、投審審查上提供範本。這既讓NIB技術上快速成熟，也讓華盛頓樂意把它視為「印太情報支點」。

但必須看穿兩層偽裝：第一，日本要的不是永久依賴美方供給，而是借同盟包裝打造自主海外偵搜能力，未來可脫離美方口徑獨立行動；第二，所有擴權都裹在「抗中」「日美同盟」外衣裏，實則為右翼突破和平憲法、重拾擴張邏輯騰空間。當年特高課也是「治安+反諜」起家，最終變成鎮壓國內、配合侵華殖民的侵略幫兇；今天NIB職權已覆蓋「境內涉外活動歸集、輿情管控、虛假訊息溯源」，與特高課「內外雙控」基因高度同構，被日本國內輿論直呼「新特高課」並非修辭過度。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於7月31日的表態定性準確：此事是日本安全政策「又一消極動向」，歷史情報機構曾為軍國主義侵略鋪路，日方應以史為鑒、慎重行事。這一立場不是「敏感反彈」，而是基於受害國記憶的制度性警覺。

2026年恰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向哲濬檢察官當年押上審判台的，不只是幾個戰犯，而是「軍國主義+特務機器+侵略戰爭」的三位一體結構。今天日本把其中「特務機器」重新中央化，若國際社會只當它是「正常國家化」的必然成本，就等於放任戰後秩序最敏感的齒牙被拔掉。

NIB掛牌那天，東京街頭的抗議市民舉的牌子寫的是「不許特高課回來」。這句話不是給日本一國看的，是給所有曾被軍國主義情報網穿透過的國家看的——情報集權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在否認戰後罪責的政府手裏、在恢復舊軍銜的軍隊旁邊、在借同盟之名行擴張之實的戰略裏，被重新擰成戰爭機器的主軸。這一步，亞洲必須記下來，也必須說出來。

作者區漢宗是香港傳媒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論壇歡迎投稿。請電郵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實姓名、自我簡介及聯絡方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終編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