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伍俊飛

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今年4月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時，特意提及了1583年。他說，那一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把世界地圖帶進中國，發現「原來中國不是世界的邊緣，而是世界的中心之一」。桑切斯對台下的中國學生說：「當年的西班牙知道中國有多偉大，今天的西班牙同樣知道。中國，正在重建它的偉大。」

難以撼動的大明

這番話頗耐人尋味，因為1583年還有另一個桑切斯——耶穌會傳教士阿隆索·桑切斯，那時正在地球另一端忙着一件完全不同的事。他剛在福建沿海遭遇颱風擱淺，沿途將大明東南沿海的兵力部署、城池防禦、民船構造悉數記下，回到馬尼拉後提交了一份正式的《中國征服計劃》。這份計劃簽字的不僅有殖民政府首腦，還有駐軍司令與馬尼拉大主教，提出從西班牙本土派出約1.2萬士兵，加上葡萄牙兵源、菲律賓土著、日本僱傭兵與印度士兵，湊成一支約兩萬人的「多國部隊」，兵分四路在廣東、福建、江南、山東同時登陸，控制沿海後向內陸推進，分區任命總督和主教進行管轄。

腓力二世最終拒絕了這一計劃。這位擁有十幾個歐洲王國頭銜的君主並非心慈手軟之輩，他拒絕的原因很務實：兩萬人的遠征部隊要跨越太平洋，在當時的航海條件下幾乎是不可想像的，補給線、兵力投送、戰場支援，每一個環節都是巨大的挑戰。西班牙人從澳門這個窗口，通過往來商旅和傳教士的彙報，對明朝的國力有了大致輪廓——當時大明的人口和經濟總量佔全球近三成，軍隊規模龐大，城池堅固，不是一個可以輕易撼動的對手。

西班牙掌握了大明的貨幣主導權

歷史的詭譎之處恰恰在此。西班牙人沒有從海上征服明朝，卻用一種更隱蔽、更致命的方式支配了這個龐大的帝國——他們掌握了大明的貨幣主導權。

明朝開國之初並非沒有貨幣主權意識。洪武八年，朱元璋宣布發行大明寶鈔，規定1貫鈔兌換1000文銅錢、1兩白銀和0.25兩黃金，無論實際生活中寶鈔的價值如何變化，朝廷在收發寶鈔時一概按照這個定價來計算。這是一種典型的法定貨幣嘗試——朝廷想用錢了就印鈔，財政支出必須用寶鈔結算。然而寶鈔沒有準備金，發行量也沒有限制，到洪武後期寶鈔的實際價值已如廢紙一般，老百姓被迫回到物物交換。永樂年間，朱棣的白銀之禁更為嚴苛：使用白銀作為貨幣交易者，不拘數目，一概充軍遼東。

這是明朝貨幣史上最耐人尋味的一幕：朝廷越是強制推行寶鈔、打壓白銀，白銀在民間交易中就越受歡迎。到了成化、弘治年間，白銀因其價值高、便於攜帶和易於分割的特點，已成為事實上的主要流通貨幣。朝廷用強制手段維護法定貨幣的努力徹底失敗，貨幣主導權從皇權之手滑落到了民間市場之手。

1581年，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規定一切賦稅和徭役皆用白銀繳納。從財政領域看，這一改革在短期內改善了朝廷財政，將紛繁複雜的實物稅和勞役統一折算為白銀，提高了徵收效率。然而，從貨幣發行的視角審視，這無異於一場金融上的「開門揖盜」。明朝並沒有統一鑄造銀幣，任由海外鑄造的銀幣和大大小小需要稱重的銀塊在市面流通。白銀本位實際上是一種放棄了貨幣主權的制度——它把貨幣的發行權從政府轉移到了民間，從朝廷轉移到了商人、礦主和海外殖民者手中。張居正推行的政策缺乏金融貨幣領域的常識和遠見，這是殷商以後中國數千年的貨幣制度大倒退。

跨國「絲銀對流」與白銀供給的海外依賴

與明朝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時期的歐洲。西班牙雖然也依賴美洲白銀，但其王室對白銀徵收「五一稅」，直接資助歐洲霸權爭奪。西班牙人很清楚，誰掌握了貨幣，誰就掌握了財富分配的權力。令人扼腕的是，明朝的統治精英們對金融主導權毫無意識。

明代中國對白銀的渴望幾乎是無限的。中國本土銀礦產量極少，成色欠佳，提純困難，一年產量不過區區30萬兩，但中國商品，包括絲綢、瓷器、茶葉等，在全球市場具有無可比擬的壟斷優勢。歐洲殖民者很快發現，用美洲白銀換取中國商品，是當時世界上最有利可圖的生意。一場跨越三大洲的「絲銀對流」就此形成。

白銀流入的規模令人咋舌。據估算，1590年至1644年間，僅通過美洲—西班牙—菲律賓—中國這條路線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就達到4620噸。在1600年前後，估計一年有50到80噸日本銀流入中國，另有25到50噸的新大陸銀經馬尼拉流入中國。也就是說，每年流入中國的海外白銀高峰時可達500萬兩以上——這大致相當於明廷一年的財政收入。在同一時期，明朝本土白銀產量微乎其微。白銀的供給命脈，完全掌握在海外。

賦稅白銀化引發的社會掠奪與農業危機

萬曆年間，張居正改革後，朝廷與農民的信用關係隨日益嚴重的貨幣短缺而更為脆弱。崇禎五年（1632年），國家與勞動者的貨幣鏈接近中斷，浙江、南直隸等較富裕的八省秋季竟只能交上稅銀總額的14%。這組數據觸目驚心：江南本是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卻因白銀短缺而無力完稅。一條鞭法帶來的短期財政益處，被貨幣供給的失控徹底吞噬。

白銀貨幣化後，它在社會財富分配中扮演了一個極具破壞性的角色。在南方經濟發達地區，白銀普及使用，大量人力從勞役中解脫出來投身於手工業。然而，在北方廣大地區，白銀貨幣化尚未完成，官方卻硬性要求民間以白銀繳納賦稅。為了換成白銀，農民不得不將手中的糧食低價拋售，導致民間貧困。賦稅白銀化還便利了官員的貪腐——從秤兌、收櫃、辨色、傾煎到裝鞘，每一個環節均可上下其手。從王公貴族到地方官員再到富豪，手中獲得了無數白銀，其中相當部分被窖藏，退出流通，進一步加劇了貨幣短缺。

更致命的結構性衝擊在於農業。白銀折稅後，農民不得不先販賣糧食換取白銀，但糧商賤買貴賣，百姓靠種植糧食作物很難支付賦稅和維持生計，不得不轉種桑、麻等經濟作物，導致部分地區的糧食減產。明朝中晚期一片繁榮的背後是嚴重的結構性糧食短缺。

張居正去世後，萬曆皇帝以另一種方式應對財政壓力：派出大批礦監稅使赴各地明目張膽地掠奪白銀。這不是因為朝廷意識到了貨幣主權的重要性，而是因為賦稅白銀化後，朝廷再也無法通過發行貨幣來調節財政，只能通過暴力手段從民間直接擷取白銀。諷刺的是，礦監稅使的橫徵暴斂激起了士紳階層的強烈反彈。東林黨人以「反對礦稅」為旗號，而他們恰恰是那個本應承擔更多稅負的階層，在白銀經濟的遊戲中玩得最得心應手。

白銀斷流誘發大蕭條與王朝崩潰

如果白銀能持續流向明朝，這個建立在外部貨幣供給之上的經濟泡沫或許還能繼續膨脹，但歷史沒有給明朝這個機會。17世紀上半葉，全球白銀供給體系遭遇了系統性崩潰。在美洲，波托西銀礦——當時全球白銀產量的主要來源——開採深度不斷增加，礦石品位持續下降，產量銳減30%以上。17世紀中葉後，這座曾經佔世界半數產量的銀礦因濫採日趨枯竭。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窮兵黷武和數度國家破產，將美洲搜刮來的財富大量消耗於歐洲戰場。1618年，三十年戰爭爆發，歐洲的大量財富都被戰爭吞噬。在日本，德川幕府終結戰國時代後，對金銀外流極為警惕，同時為了防止天主教傳播，幕府開始奉行鎖國政策，導致明朝社會大量失去來自日本的白銀輸入。

以荷蘭東印度公司輸入亞洲的白銀為例，從1602到1629年，每十年輸入量從7噸純銀上升到13噸純銀，但1630年開始突然下降至9噸。白銀輸入的銳減在大明帝國引發了一場致命的經濟地震。

通貨緊縮的傳導機制冷酷而高效。白銀短缺導致銀價暴漲——在崇禎年間，江南地區銀價從1兩銀兌700文銅錢漲至兌1500文以上。這意味着農民需要賣出雙倍以上的糧食才能繳納相同額度的白銀賦稅。而與此同時，米價卻在暴跌：1630年代江南米價跌至每石0.3兩，而萬曆年間為0.8兩。農民陷入了一個無法逃脫的陷阱：他們種植的糧食越來越不值錢，但需要繳納的白銀賦稅卻需要用越來越多的糧食去換取。

出口導向型產業最先感受到寒意。絲綢、瓷器等出口產業因海外訂單減少而萎縮，蘇州、松江等地出現大規模工場倒閉，1626年蘇州絲織業停工事件便是典型例證。商業凋敝、農村破產、土地拋荒——崇禎年間的中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場由外部貨幣供給崩潰引發的經濟大蕭條。

這場蕭條很快轉化為財政危機和軍事潰敗。朝廷年財政收入從萬曆初期的400萬兩降至不足200萬兩，而遼東軍費年需600萬兩。1638年寧遠兵變因欠餉爆發，士兵嘩變成常態。崇禎為彌補赤字三次加徵「遼餉」，畝稅從0.03兩增至0.15兩，卻觸發了更多農民起義。李自成正是因驛站裁員失業而加入造反隊伍的。裁撤驛站本是財政緊縮下的無奈之舉，卻親手製造了最強大的敵人。當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時，守軍因欠餉數月而潰散，主動為起義軍打開城門。這不是士兵的背叛，而是一個貨幣體系崩潰後的必然結局。士兵的軍餉以白銀發放，當白銀供給枯竭，整個國家機器的潤滑劑便徹底乾涸。

當代中國與美元霸權的挑戰

明朝末年的經濟災難印證了一個深刻的經濟學真理：當一個經濟體完全依賴外部輸入的貨幣供給時，它實際上是將自己的經濟命脈交到了別人手中。來自美洲和日本的白銀輸入變化，如同一個無法掌控的閥門，直接決定了明朝經濟的榮枯。

明朝的教訓並未隨着王朝的更迭而消失。今天，中國是全球商品貿易第一大國，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二，擁有超過3.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然而，與明朝相似的是，中國的貨幣體系仍然嚴重依賴於外部，只不過這一次不是白銀，而是美元。

2025年全球外匯儲備中人民幣佔比僅約1.9%，國際支付份額僅2.73%，而美元佔比仍高達57%以上。這種差距與中國的經濟體量和貿易規模嚴重脫節。由於我們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當前中國的貨幣管理體系實行嚴格資本管制、不可自由兌換、在岸離岸分割等政策，這些措施雖然保護了金融穩定，但也嚴重限制了人民幣的全球流動性和吸引力。

經濟學家常說，美元霸權是美國「囂張的特權」。美國可以通過調整貨幣政策將通脹輸出到全球，可以通過SWIFT系統對他國實施金融制裁，可以通過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享受「鑄幣稅」收益。對其他國家而言，依賴美元意味着將自己的貨幣主權讓渡給美聯儲——這正是明朝白銀本位的當代翻版。

在美元大循環邊際弱化、數字貨幣重塑國際支付體系的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正重新站上順風口。這或許是一個窗口期。然而，正如明朝的歷史所揭示的，僅僅依靠貿易順差積累外匯儲備是不夠的——真正的貨幣主權，意味着掌控貨幣的發行權、定價權和流通規則制定權。

明朝的故事還告訴我們另一個道理：貨幣主導權的喪失往往不是通過戰爭或脅迫實現的，而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當一個國家習慣於用別人的貨幣來為自己的經濟計價時，它就已經將部分主權拱手讓出了。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時，恐怕從未想過自己是在簽署一份貨幣主權的「出讓書」。今天，當我們用美元為出口商品定價、用美元儲備對衝風險時，是否也在重複同樣的歷史？

掌控金融命脈的「一國兩制」

桑切斯在清華的演講中說，西班牙當年沒有征服明朝，不是因為能力不足，而是因為「戰略清醒」。西班牙意識到，作為一個外來的天主教國家，徹底征服一個如此龐大而自洽的千年儒家文明體是不可能的。四百多年後，西方人也許不必再征服中國，但如果中國不能掌控自己的金融命脈，外部的貨幣力量仍然可以在不費一槍一彈的情況下，深刻地影響這個國家的經濟走向和人民福祉。

國家真正持久的強大，不僅在於GDP的排名和貿易的規模，更在於對一個國家最核心的經濟命脈——貨幣——擁有完全的自主權。明朝用它的覆亡為這個道理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今天的中國，不應重蹈覆轍。在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我們獲得國際金融主導權的出路在哪裡？答案顯然在於「一國兩制」為我們提供的貨幣金融制度創新可能性，而香港是其中的關鍵節點。

作者伍俊飛是紫荊黨總裁，紫荊政策研究院名譽院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論壇歡迎投稿。請電郵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實姓名、自我簡介及聯絡方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終編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