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仙子

「你們快來。」「求你了，別丟下我。」「我說他們已經死了！」——取材自真人真事和真實錄音的戰爭紀錄片《加沙女孩的聲音》，沒有任何花巧的剪接，也沒有刻意鋪墊的配樂，只有最原始的顫音，與靈魂在廢墟中破碎的聲音。但在這接近一小時的時間裏，我感受到一種最赤裸的情感衝擊，以及令人窒息的壓迫感。聽着女孩的聲音，我很努力地想：我可以如何幫助她？我能為她做什麼？於是，我寫下這篇文章。

人道主義救護車為何不能進現場？

回首當年，我在香港自修國際法，特別是國際人道法。我曾穿梭於香港、內地、荷蘭與比利時的賽場，以各種身份參與國際人道法模擬法庭比賽。那些時候，越南和烏克蘭的對手告訴我，他們參賽是為了透過比賽更好地學習國際人道法，而比賽的贏輸並不太重要。那個時候我常常想：究竟我學習國際法，特別是國際人道法的原因是什麼？這之後再講。

不過，看完《加沙女孩的聲音》之後，我的看法是：在一個女孩絕望的聲音裏，條文竟顯得如此遙遠且蒼白。

電影提到的「Red Crescent（紅新月）」，相信香港的讀者未必熟悉。讓我簡單介紹一下：紅新月是國際人道法中所承認的官方保護標誌之一。在國際人道法下，共有三個地位對等的保護標誌——紅十字（Red Cross）、紅新月（Red Crescent）及紅水晶（Red Crystal）。我們平時最常見的紅十字，是最早使用的標誌，其圖案由瑞士國旗的顏色反轉而成；紅新月則是供伊斯蘭國家使用的標誌；而紅水晶是一個中立、不帶任何宗教、政治或民族色彩的標誌。

在《日內瓦公約》下，這些標誌在武裝衝突中具有保護作用及中立地位——換言之，即代表「我們是人道救援人員或醫療運輸工具，來救人的！不參與戰鬥，請勿攻擊我們！」——但是，在《加沙女孩的聲音》中，當救護車要進入現場，為什麼會那麼困難？

現實是，子彈並不識字，炮火也不在乎什麼標誌。

人道主義在實務中剩下多少溫度？

《加沙女孩的聲音》想探討的另一個主題，正是在救援之下，如何保護執行救援任務的人。救護車並不能直接進入武裝衝突的地方——你會問，這是真的嗎？在國際人道法裏，《日內瓦公約》（尤其是《第一公約》、《第四公約》及《第一附加議定書》）確實訂有保護醫療運輸工具的條款。所以，當我看到這裏，想到「戰爭也有規則」這句話，不禁反思——人道主義在實務中，究竟還剩下多少溫度？

我寫下這篇文章，是因為我希望有更多人願意停下來去思考。至少你現在正在用心讀——這個世界上，已經多一個人（就是你啊！）知道多一點關於人道主義和保護標誌的事。是的是的！我也很希望你看完這篇文章後，你會去看這部影片。吸收多一點有意義的事物。現今我們身處的社會，網絡上每天泛濫着未經證實的留言、速食文化下的愛情，以及人際關係的算計，好像已經越來越少人願意去思考「愛」這個字的意義和重量了。

「真誠」變得奢侈。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連單純地去表達關心也需要思考？愛是一個光譜，不能是夠簡單言清的。當你看到這部影片時，你會發現四位角色的真誠是非常觸動人心。他們對這位加沙女孩的愛，是如此真實。同時，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有着不同的角色，也面對着不同的難處——那種「即便知道希望渺茫，依然不願放手」的真誠。

這一切，正正展現在影片最後的幾分鐘：

“Hey Vanessa. How are you. The kid is alive.”

“No please. We need to establish coordination. Please.”

“Listen. Listen. They are shooting at the car, with a little girl inside, surrounded by dead bodies. Can you imagine that?”

這三句說話——歇斯底里地呼喊着無力。

回到我為什麼學習國際法？這個答案，就留給我自己。也許我們能在現實中相遇，那就是我們在這溫柔而霸道的世界裏的一份連結。到時候，我再告訴你。

作者仙子是在法律學院與比較文學系遊走的「小貓」。偶爾拾起櫻花，在花瓣的裂縫間填上文字，專寫關於電影、哲學與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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