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盧施予

8月6日，申訴專員宣布主動調查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流動圖書館、「喜」動圖書館及自助圖書站服務。新聞稿提到，香港現有71間固定圖書館、12間以圖書車形式運作的流動圖書館，服務112個服務站；另有兩間「喜」動圖書館，以外展活動模式走訪不同地區及學校，以及三個自助圖書站，分布於港島、九龍及新界。2025年，這些流動和自助服務合共錄得約57.5萬到訪人次，借出的圖書館資料約39.7萬項。單看數字，這不是一個很小的服務。但正因為它不小，才值得認真檢視。

培養閱讀關乎如何分配文化資源

香港談閱讀，往往很快走向兩種語言。一種是大型活動式的語言，講書展、講閱讀月、講打卡、講親子共讀；另一種是教育式的語言，講學生語文能力、閱讀報告、考試表現、終身學習。這些都重要，但仍未觸及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閱讀首先是一種可及的日常生活。如果一個孩子住在離圖書館很遠的公共屋邨，如果父母沒有時間帶他跨區借書，如果學校圖書館資源有限，如果家中沒有穩定的閱讀空間，那麼「培養閱讀習慣」四個字，對他來說就不只是個人選擇，而是一個城市如何分配文化資源的問題。

這正是流動圖書館和自助圖書站的意義。

它們不應只是固定圖書館網絡之外的補位服務，不應只是「附近沒有圖書館，所以派一架車去」的行政安排。好的流動圖書館，是公共文化服務主動走向市民；好的自助圖書站，是把閱讀嵌入人的生活路線。它們服務的，不只是已經愛書的人，而是那些未必會特意走進圖書館、但可能因為書就在樓下、就在商場、就在學校門口，而多拿起一本書的人。

流動圖書館服務到誰？

申訴專員公署指出，流動圖書館不時暫停服務，服務站使用人次亦相當參差。位處不同公共屋邨的服務站，每年到訪人次可由數十至數千不等，反映選址有改善空間；「喜」動圖書館的到校活動次數亦偏低。這些觀察其實很實在。公共服務最怕的不是人手不足或資源有限，因為任何制度都有約束；最怕的是服務多年存在，卻慢慢變成按表辦事，沒有再問：這個站點今天還服務到誰？這個時間表是否配合居民生活？這架車停在這裏，是因為歷史沿用，還是因為數據顯示它真的有需要？

閱讀政策尤其不能只看總使用量。57.5萬到訪人次當然值得肯定，但平均數很容易遮蓋差異。有些地區可能供不應求，有些站點可能長期冷清；有些服務方便長者，卻未必方便放學後的學生；有些位置看似合理，但實際上與居民動線相隔一條馬路、一個天橋、一段難行的路。對行政系統來說，這些可能只是細節；對使用者來說，這些細節決定他會不會再來。

全民閱讀不能限於「推廣閱讀」

如果香港真要推動全民閱讀，第一步不是把口號寫大，而是把服務做細。

所謂做細，不是做小，而是看見具體的人。小學生需要的是放學後可以接觸書本的空間；中學生需要的不只是指定讀物，也需要能讓他們探索身份、社會、科學、藝術和世界的書；幼稚園學生需要親子共讀支持；少數族裔家庭需要語言上更友善的館藏和活動；基層家庭需要的是不用額外付費、不用跨區奔波的文化資源。這些人不會自然出現在同一個政策標籤之下。如果政府只是說「推廣閱讀」，很容易人人都包括，最後人人都不夠精準。

流動圖書館、「喜」動圖書館和自助圖書站，正好可以成為一個更細緻的閱讀公平網絡。康文署可以公開更多服務數據：各站點人次、借閱量、暫停服務次數、到校活動次數、使用者年齡層、預約書籍取件情況。這些數據不一定要用來懲罰低人次站點，而是用來判斷服務是否放在正確位置。低人次可能代表選址錯，也可能代表宣傳不足、時間不合、館藏不對、服務形式太被動。沒有數據，討論只會停留在印象；有了數據，才可以問得更準。

第二，流動圖書館不應只是一個借還書的地方。它可以與學校、社福機構、地區康健中心、青年中心和少數族裔服務單位合作，設計主題式巡迴服務。例如考試季前支援中學生學習資源，暑假期間在屋邨提供兒童閱讀活動，配合社區節慶推介不同語言和文化的書籍。香港不缺活動，但缺少把活動、館藏、地點和使用者真正連起來的公共設計。

第三，自助圖書站可以更大膽。現時全港只有三個自助圖書站，數量明顯有限。自助服務最適合放在人流高、生活節奏快、但距離固定圖書館不近的地方，例如交通交匯點、大型屋邨、商場通道、醫院附近、公共服務大樓，甚至部分校園或青年服務中心旁邊。當市民可以在上班、放學、買餸、覆診途中借書還書，閱讀才真正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流動圖書館的價值是讓更多人讀書

這件事也關乎教育。學校可以教閱讀技巧，可以安排閱讀課，可以要求學生寫閱讀紀錄。但如果城市本身沒有提供足夠容易接觸的閱讀環境，學校再努力，也很難獨力承擔所有文化養成。教育不只發生在課室。孩子在屋邨樓下看見圖書車，在地鐵站旁邊取到預約書，在社區活動中遇見一本與自己生活有關的書，這些經驗未必會即時反映在考試分數上，卻會慢慢改變他與世界相處的方法。

香港近年常說要說好故事。可是，一個城市是否有故事，不只取決於它有沒有大型文化地標，也取決於普通人能否方便地遇見文字、知識和想像。博物館、表演場地、藝術節當然重要；但一架願意開到屋邨和學校門口的圖書車，同樣是文化政策。它安靜，不耀眼，沒有盛大的開幕儀式，卻可能是某個孩子第一次認真讀完一本書的地方。

申訴專員的調查，最好不要只停留在服務效率、維修保養和選址檢討。這些需要做，但還不夠。更值得問的是：香港想建立怎樣的閱讀公共服務？我們是把閱讀視為個人興趣，還是視為城市公平的一部分？我們是等待市民自己走進圖書館，還是願意把文化資源送到最需要它的地方？

流動圖書館的價值，不在於它是否比固定圖書館便宜，也不在於它能否製造漂亮的人次數字。它真正測試的，是香港有沒有耐性把公共文化服務做到貼地、細緻、可持續。全民閱讀不是叫全民去讀書，而是讓更多人真的有機會讀到書。如果一座城市連一本書怎樣走到孩子手上都願意思考，它對人的培養，才不會只停留在口號。

作者盧施予是香港教育及文化工作者，現任國際學校學術主任，長期關注課程發展、青年培育、藝術教育及公共文化議題。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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