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楊莉珊

88名立法會議員上月赴京，完成回歸以來首次全體議員國家事務研修，並於7月24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香港廳與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座談約五小時。《香港01》報道，有近半議員發言，本是高規格、嚴肅化的政治溝通場景，卻因部分人「港式普通話」太「普通」，夏寶龍忍俊不禁，笑着鼓勵大家「學好普通話」，還打趣說「你們上北京，沒理由反過來要我學廣東話」。在場議員事後多認為，這話無責怪之意，全是善意提醒；但笑過之後，這件事不該只當花絮看——它照出了香港管治階層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時的真實短板——語言，已不只是生活技能，而是參政議政的介面。

「兩文三語」竟開口就露餡

笑話背後，是真實存在的溝通落差。香港「兩文三語」喊了多年，但現實裏廣東話佔九成以上日常場景，普通話多數港人「聽得懂一些、開口就露餡。」35歲以上世代在港英年代成長，系統學普通話者少；回歸後中小學雖設普通話科，但不少課堂「用廣東話教普通話」，成效有限。於是出現了特有景觀：官員議員用普通話發言，講到關鍵字卡殼，先廣東話自語、再英語補救、最後憋出普通話，末了補一句「我的普通話很普通」。

這次赴京議員，不少人提前收到5分鐘發言通知、手中有稿，卻仍被聽出「廣東話讀歪少許」。有同僚笑稱，個別人的「港式普通話」雖不及「古天樂式」那般突出，但非港人根本聽不懂，全場恐怕只有通曉廣東話的廣西籍港澳辦副主任農融能無縫接住。張宇人去年在夏寶龍訪港座談時全程廣東話發言、需李家超打圓場之事，更讓人意識到：這不是單人偶發，而是部分議員的常態。

夏寶龍笑勸「惡補」，分寸拿捏得很準——不點名、不批評、用玩笑降溫。但玩笑之所以成立，正因為它戳中事實：你代表香港去北京談「十五五」規劃、談北部都會區、談科創對接，卻要中央官員靠猜靠估來接收你的政策主張，這本身就不對稱。

香港議員理應講得更好

為什麼議員「理應講得更好？」因為角色變了。批評要公平。香港議員不是外交官，廣東話是其選票基本盤語言，社區落區用廣東話天經地義；立法會內廣東話發言受規則保障，無需廢除。問題不在「說廣東話」，而在「當需要對接國家體系時，是否具備最低限度的通用語表達能力」。

「愛國者治港」落地後，立法會90席（今屆88人赴京）經篩選把關，被寄望為「建設性議會」。這批人不再是反對派拉布者，而是要跟特區政府、與中央部門、與內地省市談北部都會區、大灣區規則銜接、科創產業鏈、青年就業。李慧琼總結研修時明言，議員要「立足大局、胸懷國家」；夏寶龍座談中肯定立法會工作，同時促請議員加強學習、支持特區政府解「急難愁盼」。當「學習國家發展規劃」成為履職一部分，普通話就是從文本到口頭、從香港會場到人民大會堂的轉運層。

議員私下說「過五關斬六將選上來，普通話不應這水準」——這句話比媒體調侃更刺耳，也更到位。選舉把關的是政治忠誠與參政資格，不等於自動獲得跨語境溝通能力；後者得靠後天補。既然發言前已知有稿、有準備時間，「出遠門前應操一操、查準字音」是最低要求。把「港式普通話」帶進人民大會堂而不自省，才是貽笑大方的根源。

語言是重要治港工具

語言問題，本質是「融入」的介面問題。有人把夏寶龍的話解讀為「弦外之音」，暗示對部分議員上次廣東話發言不滿。但政圈中人也承認，時隔一年多，單憑一笑推定「秋後算帳」是過度演繹。更平實的解讀是：中央視立法會為「一國兩制」下香港高度自治的重要元素，夏寶龍肯坐5小時聽近半人發言，本身是空前禮遇；禮遇之下，他順手把「通用語能力」這門功課點出來，等於提醒——愛國不只是立場，治港還要有工具。

這工具的意義有三。

其一，對內地說。香港要對接「十五五」、要跑贏新質生產力視窗，議員若不能在座談、調研、簽約儀式上用普通話清晰提問，資訊就會折損一層。有已卸任議員早年在全國人大香港團發言自嘲「普通話太普通」，但同團無人講廣東話，材料加拼音也要講——那是香港代表在國家級議場的自覺。今次88人赴京，規格更高，自覺應更強。

其二，對香港社會說。議員講普通話，不是撇棄廣東話，而是示範「兩文三語」不是招牌。當青少年見議員在人民大會堂用普通話談香港房屋問題，會比課堂更直觀理解「普通話=上升通道」。新加坡華人普遍掌握雙語，香港沒有理由永遠把普通話鎖在「內地人語言」的標籤裏。

其三，對議會文化說。新一屆立法會告別「攬炒」，轉向做功課、寫議案、跟部門答辯。譚岳衡用普通話問、李家超用普通話答，孫東以普通話宣誓發言，這類片段正在正常化。夏寶龍一笑，實質是把這種正常化推了一把：別等下次訪京再被笑話，平時議會裏也可多開普通話時段。

應把語言當履職的一部分

惡補普通話，不是丟人，是盡職。回到那句「忍俊不禁」。夏寶龍沒讓翻譯代勞，沒打斷發言，還坐足五小時聽「港式普通話」海洋——這已是最溫和的包容。包容不代表標準消失。中央官員可以把你聽懂，不等於你表達到位；同僚聽得慣，不等於內地省市、部委、企業聽得進。

可行的補強路徑其實清楚：一是議員辦公室配普通話文稿校對，關鍵發言前錄音試講；二是立法會內增設普通話演練環節，尤其功能界別議員常跑內地，應有基本主持與提問能力；三是把「國家事務研修」常態化，每次赴京前集中特訓發音與術語（如「新質生產力」「共同富裕」「高水準開放」等不是靠廣東話諧音能蒙過去的）；四是社會層面別嘲弄講不好的人，但也不必把「港式口音」浪漫化——口音可接受，詞不達意不可接受。

張宇人事件、今次「近半發言者被笑」，兩件事串起來看，方向一致：香港管治精英的普通話，已從「加分項」變「基線項」。夏寶龍以玩笑點出，是給面子；若下次再赴京仍無進步，玩笑就會變成叩問——你這五年到底有沒有在學國家治理的語言？笑話過後，該把語言當履職的一部分。廣東話是香港的魂，不用廢；英語是國際化的殼，不能丟；普通話是國家通用語，必須會。三者本可並存，但並存不等於躺平。88名議員北京一行，學了「十五五」與習近平思想、看了中關村與黨史展，收穫在眼界；但夏寶龍那句笑着提醒，收穫在手腕——眼界再高，講不出來也是半截履職。

所以別只轉「夏寶龍忍俊不禁」的標題。真正該問的是：下回立法會互動答問會，有多少議員敢用普通話問一條北部都會區的問題？下回赴京研修，夏寶龍再坐對面時，是否還要靠農融副主任「解碼」？語言從來不是小事，它是一個政治群體願不願意真正走進另一套治理語境的體溫計。香港若要認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先從議員把稿子念準開始。

作者楊莉珊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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