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羅浚軒

最先承受氣候變化代價的，往往不是坐在會議室裏的人，而是每天在戶外工作、與酷熱正面交鋒的工友。

從氣候議題轉化為制度性勞工職安

香港談氣候，過去往往離不開減碳、綠色轉型、城市韌性這些宏大敘事；但真正最先承受氣候變化代價的，往往不是坐在會議室裏的人，而是每天在戶外工作、與酷熱正面交鋒的工友。今年七月，筆者有份參與的「青年氣候倡議培訓計劃 2026」 倡議工作小組發布有關保障戶外勞工在酷熱天氣下的工作環境研究報告（下稱「報告」），該報告最有價值的地方，就在於它把一個看似屬於天氣、其實屬於制度的問題，清楚擺到前台：高溫不是單純的氣象現象，而是實實在在的勞工安全議題，是香港能否跟上氣候現實的一次考驗。

對很多人來說，夏天熱一點只是辛苦；但對戶外工人而言，高溫代表的是體力流失、判斷力下降、疲勞加劇、脫水風險上升，嚴重時更可能引發中暑、暈厥，甚至更嚴重的健康事故。這些不是抽象推論，而是每天在地盤、街道、物流場、清潔現場、後勤工序中真實發生的風險。

當香港的夏季愈來愈長，極端高溫愈來愈頻密，若工作安排仍然沿用舊思維，只靠僱主自律、現場臨場協調、工人自行忍耐，那其實是把氣候成本，直接轉嫁到最弱勢的一群身上。我們不能將熱壓力當作一般「天氣太熱」的抱怨，而應把它重新定義為一個需要制度回應的公共政策問題。現行保護安排仍然過度依賴彈性、口頭提醒、個別機構的自發行動，缺乏一套清晰、可執行、可監管的機制。換言之，保護的水平並不穩定，往往視乎不同僱主、不同工程、不同現場而定。對前線工人來說，這種不一致，本身就是一種風險。

告別口頭提醒與僱主自律的虛幻保障

香港最常見的政策毛病，就是把「知道問題存在」誤當成「已經處理問題」。大家都知道天氣熱，政府部門也會在暑熱天氣下發出提醒，僱主和承辦商也都說會「因應情況作調整」。但上述報告提醒我們，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有沒有提醒，而在於制度有沒有要求在危險發生前先行介入。若一個保護機制只能在工人身體已經出現不適、甚至已經出事後才啟動，那它從來不是預防，只是補救；而對高溫風險而言，補救的成本通常都太高。

上述報告的另一個關鍵是沒有停留在本地觀察，而是透過比較視角，展示香港與其他地區之間的制度落差。外地一些高溫地區，早已把熱風險管理納入工作制度，當溫度、濕度或熱指數達到某個水平，保護措施便要啟動。這些措施可能包括加強補水、強制休息、增加遮蔭、調整工序、壓縮曝曬時間，甚至在極端情況下減少戶外作業。相比之下，香港仍然較多停留在「有需要時會提醒」的層次。這種差距說明一件事：香港不是沒有方法，而是尚未把熱壓力視為真正需要治理的勞工風險。

熱壓力是城市運作的核心問題

要明白這一點，必須先承認：熱壓力不是邊緣問題，而是城市運作的核心問題。香港是一個高度依賴戶外勞動的城市。街道需要清潔，建築需要興建和維修，貨物需要搬運，公共空間需要管理，交通和後勤需要人手支撐。這些工作看似平常，實際上卻是整個城市維持正常運作的基礎。當這些工人每天在高溫下工作，卻沒有足夠制度保障，所影響的不只是個別勞工，而是整體城市的安全、效率與持續運作能力。換句話說，熱壓力保護不是「額外福利」，而是城市治理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熱風險從來都不是平均分布在所有人身上。它最先、最重地落在戶外工人、體力勞動者、長工時工作者，以及那些議價能力最弱的人身上。這就令問題多了一層公平性：越基層的人，越要承擔更重的氣候壓力。當社會一方面高談氣候政策、可持續發展、低碳轉型，一方面卻默許前線工友在酷熱中硬撐，這種所謂「進步」，其實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氣候公義」，不只是看減碳數字，也不是只看能源結構，而是看制度有沒有照顧最前線的人。

勞工保障不能沿用上一代標準

從這個角度看，熱壓力議題其實遠遠超出職安範疇。它迫使我們正視一個更尖銳的事實：如果氣候變化已經改變工作條件，那麼勞工保障制度就不能再沿用上一代的標準。

香港目前許多工作安排，仍然假設夏天的酷熱只是短暫、例外、可忍受的。但現實是，極端高溫正在變成常態。當例外變成常態，制度若仍然不變，受傷害的就一定是勞工。這正是研究最想揭示的結構性問題。報告提出的方向非常清楚：香港需要一套更明確、更可執行、可監管的熱壓力管理框架——當高溫、濕度及工作強度達到某些水平，僱主就應該知道要做什麼，而不是等工人自己開口。這套框架可以包括固定補水、適當休息、遮蔭安排、調整工序、加強現場監測，甚至在極端情況下縮短戶外作業時間。這些建議並不激進，甚至可以說是最基本的職安常識。問題只在於香港有沒有決心把這些常識變成制度。

制度的力量，在於它不是靠個別人「做得好唔好」，而是靠清晰責任和穩定標準去保障所有人。只要制度仍然模糊，保護水平就會跟着僱主良心走；只要責任不清，出事時就容易互相推搪；只要缺乏明確門檻，前線工人就永遠要靠自己判斷「頂唔頂得住」。這種設計，對大企業可能還勉強應付，但對基層工友來說，卻是實實在在的風險。因為他們最常面對的，不是理想的工作條件，而是時間壓力、工期壓力、收入壓力，以及「唔做就冇工開」的現實。

也正因如此，上述報告的意義不只在於提出政策建議，更在於它把問題從「天氣太熱」提升到「政策是否失靈」。香港如果真心談韌性，就不能只談海綿城市、綠色建築、低碳轉型、智慧管理，還要談工地、街頭、後勤、清潔、運輸這些最接近熱源的工作現場。城市能不能撐得住，不是看宣傳片有多漂亮，也不是看口號有多進步，而是看前線工人能不能安全完成工作。若最辛苦、最危險、最不可替代的人得不到合理保障，那麼所謂韌性，其實只是空話。

不能再把熱壓力視為夏天常態

同時，這亦提醒我們，倡議的力量在於把零散經驗整理成制度語言。工友口中的「太熱」、現場主管口中的「頂唔順」、NGO在現場觀察到的「工作節奏失衡」，這些看似分散的聲音，只有在被整理、被量化、被政策化之後，才可能真正推動改革。否則，夏天每年都會重演同樣的敘述：很熱、很辛苦、要小心，但什麼都沒有改變。

這種循環，正是香港政策最常見、也最令人疲憊的地方。而在更大的政治語境下，這份研究報告也觸及一個香港近年經常提到、但未必真正做到的概念——公共治理是否能夠回應新風險。氣候變化不是將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它不只改變海平面、降雨模式和城市熱島效應，也正在改變勞動條件、風險分布與社會不平等的形態。如果香港繼續把熱壓力視為夏天例行現象，而不是需要立法、執法和管理的勞工風險，那麼城市每年都會在最熱的時候，讓最弱勢的人承擔最冷酷的代價。因此，真正值得關注的，不只是它關於高溫的觀察，而是它對制度的一次追問——當氣候越來越極端，香港的勞工保護有沒有跟上？當戶外工作環境已經變得更危險，僱主和監管部門是否仍然只靠傳統做法應對？當最前線的工友一天比一天更辛苦，制度是否仍然把責任留在個人身上？

答案其實已經相當明顯。香港要面對的，不只是更熱的天氣，而是制度是否有能力跟上氣候現實。這份研究已經把問題說得很清楚，下一步要看的，是政府和僱主會否願意把熱壓力真正當作勞工風險去處理，而不是繼續讓前線工友在高溫下，替整個城市承擔後果。

暑熱警告無法反應實際情況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公布一項有關清潔工工作狀況的調查，揭示前線工友在酷熱天氣下的工作環境仍然嚴峻。調查顯示，7%受訪清潔工曾出現中暑情況，約四成工友只能在戶外休息，另有四成承辦商未有提供飲用水及毛巾等最基本的防暑設備。現行外判制度下要求工友穿着統一工作服及裝備，有工友形容防護衣連同制服「焗到汗水流至鞋襪全濕」，在高溫環境下工作極為吃力。

調查於今年5月至7月進行，共收集546份有效問卷。結果顯示，82%受訪者認為有必要改善暑熱工作安排；78%曾因搬運重物受傷；41%只能在戶外休息，當中更有一成表示幾乎沒有合適時間或空間休息。此外，僅26%表示可於較通風的地方休息，反映整體休息條件不足。即使部分工友獲安排休息室，其環境亦未如理想。有受訪者指出，休息室多由雜物房改建，出現牆身發霉、天花剝落等問題，夏季室內甚至比戶外更炎熱，迫使工友改於室外或簷篷下用膳。另有32%工友表示，工作期間並未獲通知正懸掛暑熱警告，影響其對風險的判斷及應對。在制度層面，現時外判清潔工須遵守嚴格的裝備規範，如被發現自行增添裝備，主管甚至需提交報告，限制工友靈活應對高溫環境。有工友反映，即使獲口頭允許自行安排休息，但因需「打卡」記錄工作進度，實際上難以落實休息安排。針對暑熱工作安排，約三成受訪工友期望可於最炎熱時段彈性休息，另有約四分之一希望在酷熱時段暫時調離高溫或戶外崗位。

團體亦指出，目前勞工處自2023年推行暑熱警告機制以來，已發出近200次警告，但全部均為最低級別的黃色警告，未能有效反映實際風險，促請政府檢討紅色及黑色警告的發佈標準，並釐清休息時間安排，避免僱主以提供設備取代必要休息。此外，工友的職業安全問題亦不容忽視，包括手推車缺乏制動裝置導致勞損甚至意外，以及垃圾車運作模式壓縮休息時間等。團體建議政府加強巡查及執法力度，並考慮將年齡因素納入休息安排，以保障年長工友。

導入科技防暑與深化監管

在改善措施方面，有建議提出資助僱主引入濕球黑球溫度（WBGT）監測設備及個人穿戴式監測工具，以提供即時數據作風險評估，同時將冰袖及輕便風扇納入標準防暑裝備，由承辦商統一提供，降低中暑風險。另有立法會議員指出，現有監測站數量仍不足，難以全面反映各區實際情況，需進一步完善相關基建及資訊透明度。整體而言，調查反映清潔工在酷熱環境下的工作條件與保障措施仍存在明顯落差，政策執行與監管機制亦有待加強。

我希望能繼續參與不同形式的低碳想創坊（CarbonCare InnoLab）青年氣候倡議活動，並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對戶外勞工高溫保障的關注，推動更具體及具約束力的政策改進。同時，我亦期望能將相關倡議延伸至更廣泛的氣候變化與極端天氣議題，並與其他小組或社區夥伴合作，探討不同層面的社區議題。其中，我特別關注城市公共空間、氣候變化與精神健康之間的關係。這些議題不僅與社工專業密切相關，亦反映出氣候影響已逐漸滲透至日常生活的不同層面。我希望未來能在這些範疇中提出更具實證基礎與實務連結的觀察與倡議。同時，我亦期望自己不再只停留於個人興趣層面的氣候觀察（例如單純關注天氣或風暴），而是能進一步結合社區工作與政策倡議的視角，從氣候公義與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推動更具包容性與公平性的社會轉型。最後，我希望公眾亦可以一齊關注和支持完善高溫工作保障政策 。

作者羅浚軒是一名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及文學碩士學位，現正修讀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社工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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