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楊華勇

2026年8月12日，新華社發佈消息：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一時間，朋友圈、新聞評論區、海外華文媒體，幾乎都在重發同一句話——「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他在1998年記者會上的就職宣言，也是他此後五年總理生涯的真實寫照。

一場記者會，立起一個時代的人格尺規。朱鎔基的「兩會」記者會，是那個年代中國政治文化裏極罕見的風景。全國大人新聞局原局長周成奎曾透露，1998年籌備朱鎔基記者會時，他親自定了兩條規矩：第一，盡可能把提問機會給境外記者，因為內地記者見面機會多得很；第二，不要事先安排，記者提什麼問題都可以。

一個大國總理，主動要求被「突襲」——這種開放姿態，在中國政治傳統中並不常見。而朱鎔基本人，也確實接得住任何尖銳問題。

2002年，面對香港媒體批評他「只會拍桌子、瞪眼睛、捶板凳」，他幽默反擊：「桌子是拍過，眼睛也瞪過。不能瞪眼睛不是植物人了麼？至於說我這樣做是為了嚇唬老百姓，我想沒有一個人相信這種說法。我從來不嚇唬老百姓，只嚇唬那些貪官污吏。」那一刻，全場大笑，卻也笑出了一個國家對「廉潔」二字的渴望。

很多人都認為，如果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那麼朱鎔基就是1990年代中國經濟新格局的總工程師。從1991年調入中央到2003年卸任，整整12年，他主導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密集、最深刻的一輪經濟變革。

第一役，是清理「三角債」。​1991年他剛到北京，立刻奔赴東北，用26天基本解開困擾全國多年的「三角債鐵鍊」。他對各省下達的「軍令」精確到小時：「務必在1999年9月20日21時以前」上報清欠情況，「如果做不到，請省長、自治區政府主席、市長直接向朱鎔基副總理匯報。」

第二役，是1993年治理經濟過熱。​面對「高投資、高信貸、高貨幣、高物價」的四高局面，他親自兼任央行行長，強硬收縮信貸，歷時三年實現經濟「軟着陸」。

第三役，也是最艱難的一役——分稅制。​1993年，中央財政連年赤字，地方截留稅收，中央調控能力嚴重萎縮。朱鎔基提出分稅制改革，把消費稅、關稅劃為中央固定收入，增值稅按75:25分成。為說服反對聲最烈的廣東省，他在兩個多月裏走遍17個省區市，瘦了5斤肉，最終以「土地出讓收入歸地方」為條件換得廣東同意——這一妥協，無意中為日後的「土地財政」埋下了伏筆。分稅制的影響是深遠的：1994年以後，中央財政收入大幅躍升，宏觀調控能力空前增強，大一統體制下的中央經濟權威被重新塑造。

第四役，是1998年金融危機後的「三駕馬車」。​東亞金融風暴疊加長江特大洪水，中國經濟面臨1988年以來最嚴峻的蕭條。朱鎔基果斷推出擴大投資、鼓勵出口、刺激內需三大政策，發行51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七次降息，停止福利分房、推行住房貨幣化。從此，「投資、出口、消費」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經典公式，拉動中國逆流而上，取代日本成為亞洲經濟火車頭。

第五役，是國企改革。​面對虧損面超過40%、負債率平均78.9%的國企困局，他大膽提出「抓大放小」，將競爭性領域的中小國企關停並轉、向民間出售，把關係國計民生的關鍵國企做大做強。到2003年，歷時20年左右的國企改革基本完成，中石油、中行躋身世界500強，民營企業也迎來騰飛，中國所有制格局由此奠定。

第六役，是他親自帶隊「入世」談判。​ 在華盛頓，他不亢不卑，堅守國家利益底線，最終為中國叩開世界貿易組織（WTO）大門，讓世界看見了中國共產黨政治家的智慧與務實。

任何一場大變革都不可能完美。朱鎔基的改革同樣留下了複雜的遺產：分稅制增強了中央財力，卻也導致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不清，地方政府被迫依賴土地財政，為後來的高房價問題埋下根源；國企改革盤活了廢棄的資產，卻也讓1,500萬工人下崗，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三駕馬車」拉動了20年高速增長，而房地產市場化在完成了歷史使命的同時，也積累了需要今天來化解的泡沫風險。這些代價是真實的，朱鎔基本人也深知。他曾說：「我準備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給貪官，一口留給自己。」——這句話振聾發聵，因為它道破了一個改革者的宿命：往前走，必然得罪人；不往前走，國家沒有出路。

可貴的是，朱鎔基從不把經濟當成抽象的數字遊戲。他始終以人民利益為座標，拒絕將經濟與資本利益捆綁。在1990年代那種「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迷霧尚未完全散去的環境下，這種堅持需要極大的政治魄力。

而他本人，也以身作則踐行了「清官」的承諾——2009年《朱鎔基答記者問》出版，截至2016年，他已賺取4,000萬元著述版稅，悉數捐給其創辦的助學基金會。

退休後，他甚少公開露面，聽說用了不少時間聽京劇、拉二胡，也參與清華大學的一些工作。這位曾經「瞪眼睛」的總理，晚年歸於平淡，而中國人卻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貧窮落後，可能真的成為歷史往事。

朱鎔基的離世，是這一代人共同的損失。但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套經濟體制，更是一種政治品格——敢言、敢改、敢擔當，不怕得罪人，不懼地雷陣。

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和工業製造國。當我們站在2026年回望那個1990年代，會清晰地看到：是一位名叫朱鎔基的總理，用12年時間，為這個古老國家的現代經濟史，寫下了最濃墨重彩的一筆。「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這是他當年對自己的最低期待；而歷史給他的評價，遠比這厚重得多。

作者楊華勇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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