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何子煜

前總理朱鎔基逝世，引起香港社會對改革的討論熱潮。然則2026年的香港並非1998年之內地，環顧社會環境、制度文化，無論從時、空的哪方面來看都大相徑庭。因時制宜、因地制宜，我們從朱總理身上能反思什麼，來為香港未來發展精準下藥？

朱總理面對怎樣的中國？

回望1998年，朱總理上任時面對的社會現況，是一個不得不改、不得不大改的中國。自1985年到1989年，改革開放仍處於較粗放式發展的階段，內地的零售物價指數平均每年上升11.6%，到1994年更上升21.7%，通脹情況已經趨近失控。與此同時，在九十年代初期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大約是一成，到1993年上漲到超過兩成，隨後一部分開發商逃離和倒閉，銀行被迫成為最大的發展商，而到1998年整體的壞賬率已經高達32.34%，部分國有銀行的壞賬率甚至達到驚人的五、六成，整個國家的金融體系可謂搖搖欲墜，更別說各類型經營不善的國企埋藏的爆破風險。

所以朱總理經常被引述的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從金融層面看來，更接近白描而非誇張或修辭。然而，今日的香港絕非這樣的光景，我們眼前並非地雷陣，更非萬丈深淵。我們的改革需要循序漸進，更是要有層次、有部署地改革。

香港改革需服怎樣的藥？

​我們或許會問，為什麼香港人對大破大立的改革充滿遐想？尤其是不少人會習慣地將祖國內地或者國際其他地方的經驗搬字過紙，彷彿在不同領域上抄襲別人的一套就能革故鼎新？這可以簡單歸結為「少見多怪」四字。回顧現屆政府之前的治理文化，甚少有管治者高舉改革的大旗，大家慣常接觸的論調，普遍是：我們的制度「行之有效」、我們的做法「有例可循」。

因而在大部分人心目中，這些說法都是官僚主義的衍生品，我們渴望的改革，要是一劑猛藥，是香港在某些地方充斥積弊以後必須下的猛藥，最形象的說法就是西醫的抗生素，能迅速、直接殺滅細菌，藥到病除。所以改革就是要攻破「行之有效」要破釜沉舟、就是要戰勝「有例可循」引進他山之石。隨着多年來的積累，我們對改革逐漸從期待，變成想像，變成幻想，這是社會進展到這一階段的必然鐘擺。

至於在內地的語境，「改革」就完全不是這一回事了。因為改革是進行式，就像服中藥一樣，是固本培元、是調理身體，是無時無刻都要善用的工具和武器。也就是從鄧小平年代已經定調的：「改革是動力」。動力是源源不絕的，正如改革是一直往前的：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說要「加快推進改革」；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寫的是「全面深化改革」；2024年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即便在地方層面，每個省市、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會專門提及今年政府做了什麼改革、取得什麼成果、面對什麼問題和未來進一步改革方向。由此可見，改革的方針與部署會隨着社會發展改變，但對改革本身的堅持是不變的。所以內地民眾對於改革已經革除了那款大破大立的西藥式理解，而是將改革理解為生活的一部分，相較香港人的「少見多怪」，他們是「見慣不怪」。

勿讓改革成為單次消耗品

毫無疑問，五年規劃的發表正是為香港提供了一個開展深度改革的契機，但怎樣的改革才是我們需要的，這正是需要歸結的共識。從幅度來看，香港不是1998年的內地，我們不需要妄自菲薄地渲染管治焦慮，務實來看，我們的社會也確是難以承受、亦沒有必要開展大刀闊斧、破釜沉舟的改革，如何準確重建民眾對於「改革」的心理預期，像醫生一樣清晰說明治療方案的後果與代價，反而是開展改革的第一步。

而從深度來看，部分論者習慣將所有議題都上升陳義，無論是郵政服務也好、個別官員的表現言行也好，都演繹成為「香港必須要改革」的例證，動輒就要改革，將社會推向一種「泛改革論」的空泛與空洞，反而令改革本身失了真。我們應該追求的，是西醫那款「手術刀式」的改革，也就是清晰地將改革收窄在個別議題、個別產業領域的新突破與新方案，先令改革成為民眾看得見、摸得着，建立可以一葉知秋地感知到改革時代已到的代表作，再談其他。

至於從長度來看，我們不能夠讓改革成為單次消耗品，就像服下抗生素之後就置之不理，到積壓一定問題之後又再想起改革。改革沒有「畢其功於一役」，而是要把改革變成我們日常的中藥，建立整個政府、整個治理體系甚至整個社會對於改革的固定要求，比如每年的《施政報告》都要列出今年的五大或十大改革成果，以及來年的關鍵改革任務，從而把「改革是進行式」落實為具體的政策要求和管治習慣。每年都要講改革，將改革融入在我們的血肉當中，最終成為市民見慣不怪的思潮。這才能夠真正讓香港成為與時俱進的社會，有足夠韌性面對一日千里的世界。

作者何子煜是公共事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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