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區漢宗

2026年8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就「支聯會」、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3條「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作出定罪裁決：何俊仁早前認罪，支聯會、李卓人、鄒幸彤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法庭押後至8月28日求情。

控罪時段鎖定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即《香港國安法》生效後約14個月，控方指控被告持續透過遊行、集會、報刊與網絡平台，散播針對中共及中央政府的敵意言論，高舉「結束一黨專政」綱領，鼓動民眾以「抗爭」、「抗命」姿態否定憲法確立的根本制度。次日，特區政府發言人直斥美西方國家、反華媒體與政客的批評為「毫無事實根據的詆毀抹黑」，強調法庭只處理法律與證據、不審判政治觀點，並援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說明言論自由非絕對、可因國安需要依法受限。

這一立場並非官樣文章，而是把「一國兩制」下國安司法的底線講清楚：香港的法院依證據裁判，外部勢力憑政治濾鏡貼標籤，兩者不在同一個頻道。

外界最容易混淆的一環，是把「支聯會長期持某種政治立場」直接等同「因立場入罪」。法庭在200頁判詞裏處理的不是抽象信念，而是具體行為鏈：《香港國安法》生效後，被告明知「結束中共領導」與憲法秩序不相容，仍拒絕收手，持續以集會動員、媒體發文、口號呼籲等方式，把對個別政策的批評升級為對執政黨與根本制度的敵意動員。

按《香港國安法》第22條，「顛覆」包含以非法手段推翻或破壞憲法所確立的根本制度；第23條則把「煽動、協助、教唆、資助」他人實施該類行為單列成罪，最高監禁十年。也就是說，本罪懲治的是「煽動他人去進行非法顛覆」，而不是「心裏不想讓中共執政」。

特區政府引用的上訴庭先例說明：尖銳批評政府、異議、甚至罵法院判決，本身不構成煽動；分界線在於有無「煽動仇恨」或「煽動顛覆」的意圖，以及有無客觀行為去推進這種意圖。本案法庭認定的恰恰是後者——不是一次演講、一篇文章那麼簡單，而是跨時段、多媒介、有組織名的持續動員，目標指向破壞憲法秩序。這與普通法下對於「煽動」的處理思路相比起來並不陌生：美國自身有「煽動推翻政府罪」，《刑事罪行條例》舊有煽惑叛變、煽惑離叛等條文也說明，香港從來不是「說什麼都不究」的法域。

美西方聲明慣用句式是「因和平悼念、集會、言論被判罪，證明國安法壓縮自由」。這套敘事刻意做兩件事：一是把「支聯會」長期綱領與《香港國安法》後持續抗命動員，壓縮成「辦紀念活動、舉標語」；二是把自己國內對煽動暴力、煽動顛覆、恐怖宣傳的刑責全數遮罩。然而，美國可以依《美國法典》追訴煽動推翻政府，英國有煽惑叛變歷史條文，歐洲人權公約也明文允許為國安、公共秩序限制言論——輪到香港依同一邏輯辦案，就變成「人權倒退」。這種選擇性失明，正是特區政府所譴責的「抹黑」本質：不是真正關心法治，而是不許中國管治下的香港用西方自己也用的工具。

本案非秘密審判，控辯雙方交證、求情期排定、判詞公開詳列證據與法律推論；何俊仁認罪亦納入同一控罪框架。特區政府在《基本法》與《香港人權法案》下重申被告人有公平審訊權，恰恰說明國安案件不是「繞開司法」，而是「走完司法」。外部勢力不等判詞出來就預設「政治審判」，等判詞出來又拒絕理解判詞，只抽一句口號喊「自由死了」，這不是評論司法，是借司法題材做地緣攻勢。

特區政府發言人把話挑明：《憲法》序言確立中共領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制秩序的核心，香港特區的憲制地位來自《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的高階規範。任何主權國家都不會把「顛覆根本制度」包裝成受憲法保護的意見表達——美國不會容許武裝組織長期號召推翻憲政架構，英國不會容許外國代理人公然動員破壞王位與議會制基礎。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國安法》把「破壞憲法確立的根本制度」列為顛覆行為，是憲制義務而非額外加罪。

這裏要區分兩件事：日常政策辯論、對執政黨個別施政的批評、對人權狀況的質疑，全都在自由範圍內；但把「結束一黨專政」作為組織綱領，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仍透過群眾集會與媒體機器轉化為對政權的不信任動員，客觀上服務於「破壞根本制度」的結果，法庭便有權按證據認定煽動意圖。政府說「非因信念受審」，真義在此——信念你保留，但把信念化成持續煽動行為並跨越法律紅線，就要答辯。

這宗案件對香港市民的啟示，不是「以後不能批評政府」，而是「要學會讀邊界」。上訴庭早已講過：批評多尖銳都不自動成罪。真正改變性質的，是言說是否抱定煽動仇恨與顛覆的意圖，是否配合組織、集會、資金、媒體形成現實推力。市民若只看到「他們以前也辦過遊行」就同情，看不到《香港國安法》後「明知故犯、抗命到底」的連續行為，很容易被外部敘事帶節奏。

同時必須指出，外部勢力借個案向香港司法潑髒水，本質是干涉中國內政。香港事務屬中國主權範圍，《香港國安法》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特區執行，法庭是香港自己的法庭，被告享有的辯護權、求情權、上訴權皆受本地法保障。美西方一邊在自己境內擴張國安法網，一邊不許香港守國安底線，這種話術在國際社會越來越難騙到中立觀察者。

特區政府8月22日的譴責聲明，立場站得住：法庭依證據定罪，外部批評撇開證據談自由，是典型政治化雙標；言論自由依公約可受限，國安並非禁忌詞；憲法確立的根本制度不容煽動破壞，是「一國」的底線。但聲明只是起點，往後更重要有三件事——

其一，求情與上訴階段繼續透明，讓判詞邏輯經得起細讀；其二，執法機關持續區分「政見異議」與「煽動顛覆」，不要讓國安條文在輿論場被簡化成「抓異見」；其三，香港社會自身要把「自由—責任—國安」的三角講進公民教育，不然外部抹黑每次換個案名就能捲土重來。

「支聯會」案不是香港言論自由的終點，而是劃線的樣本：你可以恨某一項政策，可以罵某一級官員，可以辦集會爭取某種權利；但你不能借自由之名，長期有組織地煽動他人去破壞這個國家的根本制度。這條線，西方自己畫過，香港如今依國安法畫出來，外部勢力卻不認，原因不在法律，而在他們從來沒打算用同一把尺量自己與中國。特區政府這次把話說硬，是正確的——法治裁決不需要外國政客簽收，憲制底線也不接受雙標裁判。

作者區漢宗是香港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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