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盧施予

8月24日至25日，教育局為中小學校長、副校長及中層管理人員舉辦「人工智能領導培訓」，約有1,400人參加。培訓談到如何把政策方向轉化為校本行動，也介紹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以及人工智能在學與教、評估中的考慮。這個起點是必要的。當人工智能已經進入備課、功課、評估和學校行政，領導層不能再把它當成資訊科技組的單一項目。

資源已備好
學校下一步怎麼走？

然而，懂得推動人工智能，不等於採用得愈多愈好。學校要先說清楚希望改善哪一個教育問題，再決定購買哪一套平台。若目標說不清楚，再多工具也只會令教師追着功能走，學生則在不同要求之間摸索：這份功課可以用嗎？可以用到甚麼程度？老師評核的是我的理解，還是我整理提示詞的能力？

6月17日公布的《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提出「四大重點、10項策略」。教育局同日向所有公帑資助學校發放50萬元一次性津貼，推行為期三年的「『智』啟學教」撥款計劃，並要求學校在2026/27學年把數字教育納入學校發展計劃或周年計劃。藍圖又提出，教師每三年持續專業發展周期內，至少完成30小時數字教育培訓；當局每年會提供超過50,000個培訓名額。資源和培訓已有方向，下一步考驗的是每所學校如何作判斷。

我在學校管理工作中愈來愈感到，最棘手的是判斷「何時應該用」和「用了之後由誰負責」。生成一份練習、整理一段資料，風險相對有限；若牽涉正式評估、學生個人資料、學習支援判斷，甚至影響學生升留級或紀律處理，標準便不能一樣。工具可以提供建議，教育責任卻不能外判。

因此，校本計劃不宜變成工具清單。每項人工智能試行都應先寫清楚要處理的問題、受影響的學生、教師如何覆核，以及甚麼情況下停止使用。學校也要劃出不同風險層次：哪些用途可由教師自行試驗，哪些需要科組共同準則，哪些必須由管理層審批。規則的作用，是避免每位教師和每名學生各自猜測底線，也讓創新有一個可以安心試驗的範圍。

AI入課堂
有什麼不能交出去？

採購時亦要問得更仔細。學生是否需要另開個人帳戶？輸入的資料會否被保存或用作訓練？免費版本與付費版本的差距，會不會把家庭資源帶進學習成果？若學校鼓勵使用某項工具，就有責任提供公平的使用條件，並預備不使用該工具也能完成學習的途徑。

成效評估同樣要回到教育現場。節省了多少備課時間固然可以量度，但也要看看學生是否更能理解內容，教師是否真正減少重複工作，能力較弱或缺乏付費工具的學生有沒有被拉開差距。若一項工具令功課表面更整齊，卻使教師更難看見學生的思考過程，學校便要有勇氣調整，甚至暫停。

人工智能培訓也不能只停在操作示範。教師需要時間討論真實的課程與評估難題，學生亦應知道學校為何訂下某些界線。當規則只寫在通告裏，師生很容易把它理解為禁令；當大家能討論哪些能力值得親自練習、哪些工作可以交給工具協助，規範才會變成共同的教育判斷。

人工智能會繼續改變課堂，學校不可能等到一切成熟才開始。領導不在於帶領所有人跑得最快；它要求我們在變化之中仍然說得清楚：為甚麼使用這項技術，它幫助了誰，又有甚麼不能交出去。守住這些問題，學校才不會在追趕人工智能的同時，失去教育本來要培養的思考、責任與人的判斷。

作者盧施予是香港教育及文化工作者，現任國際學校學術主任，長期關注課程發展、青年培育、藝術教育及公共文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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