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葛珮帆議員

9月3日早上8時，香港大會堂紀念花園，奏國歌，國旗與區旗升起，警員步槍儀仗隊鳴槍致敬，全場默哀兩分鐘，行政長官李家超帶領各界別代表行鞠躬禮。儀式不過十分鐘，但這十分鐘裡站着的，不止是到場的人。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2月27日作出決定，將9月3日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為了牢記歷史，銘記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緬懷英烈，彰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表明堅決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

特區政府自2014年起每年在此舉行官方儀式，這不是一次節令性的致敬，而是一個城市以國家意志的方式，把自己放進民族的記憶坐標軸裡。

李家超說：「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讓我們認清事實。」這句話的分量，要先讀懂「事實」二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從九一八事變起十四年浴血，1945年取得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完全勝利，以巨大民族犧牲支撐起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勝利不只是一頁停戰書，它更意味着一個曾在屈辱裡掙扎的民族，重新獲得了定義「正義」的話語權：誰侵略、誰抵抗、誰為苦難負責，不再是強者寫、弱者認。立法確立9月3日紀念日，意義正在這裡：紀念不是情緒宣洩，是把「勝利何以得來、和平何以可貴」以國家法律和全民共識固定下來，讓後來者不必從頭懷疑，也讓人心裡的敬畏有處安放。

香港在這部歷史裡從不是旁觀者。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日據時期，英軍投降、國民黨軍撤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挺進港九，成為唯一成建制、由始至終堅持抵抗的抗日武裝——農村遊擊、海島遊擊、海上遊擊、城市遊擊，大小50多次戰鬥，斃傷日軍百餘名，營救800多名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完成「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為盟軍提供日軍艦艇動向與情報網絡，護送美軍飛行員克爾中尉，1998年董建華將115名港九大隊烈士名冊安放於此供市民憑弔。

所以李家超講「香港同胞亦與國家休戚與共」，不是修辭，是史實：這座城市的安寧從來不是孤立得來的，它的命運始終與國家的存亡連在一起。今天制服團隊、青年代表站在儀式佇列裡，要接住的正是這層認知——習焉不察的平穩日常，有人曾以命換過；你享有的「背靠祖國」，不是地理概念，是血與火裡驗證過的依存。真正的傳承，是讓歷史可感也可證，既能在紀念花園肅立落淚，也能在檔案裡指給人看，侵略不是「爭議」，是法庭判定、證據鏈閉合、國際共識。這才叫「認清事實」。

1946到1948年，梅汝璈作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唯一的中國法官，遠赴東京主持參與對日本甲級戰犯的審判，判決書當中關於日本對華侵略的核心章節，正是由他親手主筆撰寫，以法律定格侵略史實，捍衛民族正義。梅汝璈留下那句「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這句話今天聽，一點不過時。軍國主義敘事的回潮、歷史虛無主義的話術、把侵略淡化成「摩擦」的企圖，從來不是靠「我們都記得」就能擋住，得有人同時做兩件事：情感上緬懷，證據上立住。儀式裡的默哀是前者，全譯本裡的校對是後者，少了哪一面，記憶都站不穩。一個民族對歷史的誠意，既看肯不肯低頭，也看肯不肯伏案。

回到香港此刻。由治及興的路上，「國家安全」「法治根基」「愛國愛港」這些詞之所以不是標語，正因為底下有歷史邏輯。你先知道這片土地曾被外敵佔領、同胞曾冒死抵抗、國家曾為你爭回尊嚴，才懂為什麼主權意識不是敏感，是底線。為什麼社會穩定不是理所當然，是無數人守出來的前提。李家超說：「把對歷史的敬畏，轉化為守護和平、推動香港繁榮穩定的強大動力。」轉化二字正是關鍵。紀念不是終點，是校準，知道來路，才知道為什麼有些原則不能退，有些價值不能模糊，有些團結不能輕慢。

從梅汝璈在東京法庭落下判決筆，到梅小侃在故紙堆裡逐字核對；從港九大隊遊擊隊員潛伏望哨，到今天青年代表在紀念花園抬頭看國旗升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戰場，守護的方式不同，分量一樣重。記住勝利，是為了不讓勝利被稀釋，記住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有重演的機會。這大概就是9月3日最該留下的東西，不是一天莊重，是一直清醒銘記歷史。

作者葛珮帆是第八屆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議員，民建聯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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