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黎沛澄

知名民調機構蓋洛普（Gallup）最新公布的民調顯示，89%的美國成年人認為政府腐敗普遍存在，創下該機構20年調查以來的新高，較去年大幅上升10個百分點。數字高於過去15年間72%至79%的一貫區間。美國長期自詡「民主國家」，國民對美政府廉潔程度的信心，如今卻低於絕大多數發達民主經濟體。美國內政值得憂慮。

規範被逐步侵蝕
特朗普突破底線

要理解這個現象，不能單純停留坊間「誰貪污了多少錢」的層次。哈佛大學學者史蒂文・李維茲基（Steven Levitsky）與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2018年合著《民主國家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其中提出一個重要見解：現代民主制度的崩解，往往不是透過政變或憲法被公然撕毀，而是透過對於「規範」（Norms）的逐步侵蝕。即一些未被寫進法律，卻長期支撐制度良性運作的默契與慣例，被在位者一步步測試底線、悄然瓦解。

以特朗普第二任期為例，根據眾議院監督委員會民主黨方今年1月發布的報告估算，其家族透過總統職權相關的商業活動，在其任內首年便帶來超過20億美元的收益，若計入未變現的數位資產，估算金額更高達近100億美元。特朗普在自己首任期曾以行政命令要求政府任命官員簽署倫理承諾書，但第二任內並未頒布同等命令；他本人亦曾在政權交接期間拒絕簽署一份要求其個人避免利益衝突的承諾書，並撤銷了前任拜登所制定的官員倫理規則。而負責監督行政部門利益衝突的政府倫理辦公室，自2025年2月特朗普解僱其正式主任後，逾一年來一直只由代理主任主持，未有委任經參議院確認的正式領導人，其監督職能因而受到批評者質疑受到削弱。這三者同時發生於同一任期之內。

未必觸犯合法性
明顯削弱約束力

這些行為本身未必觸犯現有法律。一般政府僱員因利益衝突可被追究，總統本人卻不受此限。制度性豁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合法」與「符合規範」之間，在位者選擇不斷試探界線，制度的自我約束能力便會被削弱。這正正解釋了為何民調反映的「腐敗觀感」會急遽攀升。或許美國民眾感知到的，並非單一司法意義上的違法事件，而是一整套曾經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行為準則正在崩解。

若將視角從國內制度延伸至國際關係層面，信任赤字的意義更為深遠。普林斯頓學者約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長期論述，二戰後由美國主導建立的自由國際秩序，穩固性不止靠軍事與經濟實力，更靠一種資產——正當性（legitimacy），而其中一個來源，正是美國作為「規則制定者」本身願意受規則約束的示範效應。

影響國際正當性
盟友重估號召力

當一個國家的國內政治精英被普遍認為凌駕於本應約束所有公職人員的倫理規範之上，而國內近九成民眾對此心知肚明時，這個國家對外倡導「良好治理」、「透明問責」的說服力，自然大打折扣。華盛頓在國際場合批評他國治理不彰、要求盟友遵守某種行為標準時，其論述的分量，某程度上取決於其自身是否以身作則。

不過，這種信任赤字的成因本身亦具高度政治極化色彩。民主黨支持者中認為政府腐敗普遍的比例，由拜登任內最後一年的57%，躍升至今年的91%；獨立人士的比例亦由2024年的78%升至今年的90%，升幅與民主黨相近；相對之下，共和黨支持者的比例則由2024年的87%，先於2025年回落至81%，今年回升至83%，變化幅度遠小於另外兩個群體。值得留意的是，蓋洛普原始報告特別指出，正正是民主、共和兩黨數字趨於接近（民主黨的91%僅略高於共和黨的83%），而非單一黨派帶動，才令今年的89%創下新高。

值得關注的，不是這份民調數字本身有多高，而是美國的政治精英，無論屬於哪個黨派，能否重新凝聚起維護制度規範的集體意志。規範的侵蝕是漸進的，修復同樣需要時間，以及選民願意將此議題置於黨派立場之上作出判斷。一個總統可以豁免於法律條文的追究，卻豁免不了民心的裁決，也豁免不了盟友對美國號召力的重新評估。

作者黎沛澄是新港青年會署理會長，國家安全教育地區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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