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從吉隆之痛到全球之問——面對冰川災害鏈亟需重構氣候治理
來稿作者:區漢宗
8月26日上午10時52分左右,尼泊爾境內藍塘里壤峰一帶、海拔約5,200米的冰川發生冰岩崩,高位物質墜至4,000米上下,沖刷山體轉為巨型泥石流,沿普熱普強藏布、東林藏布高速推進約22公里,六至七分鐘便直抵海拔1,800米左右的西藏吉隆口岸。這不是偶發山災,而是冰凍圈失穩的鏈式爆發。
「亞洲水塔」已成高頻災源
吉隆之禍的可怕,不在單次雨量,而在「高位、高速、高溫」三件事疊滿。冰體從五千米級斷口墜落,勢能轉動能,撞擊溝道再裹挾冰磧、殘雪、碎石和河水,形成高含沙、高流速的混合型洪流;外媒引述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的奧爾頓·拜爾斯博士(Dr. Alton C. Byers)等專家稱,若按約五億噸級冰體估算,凍土支撐力下降可能是觸發點,冰體下落與空氣摩擦加速融化,洪流像「液態混凝土」一樣沿谷線推進。
意大利佛羅倫斯大學尼古拉·卡薩利教授(Prof. Nicola Casagli)根據衛星圖判斷,事發前地表無明顯前兆、上方未見明顯冰湖,更像冰川內部裂縫與底冰融化共同導致的突然失穩。這說明傳統「看湖、看雨、看裂縫」的山區防汛邏輯不夠用了——冰岩崩可以無湖觸發,凍土可以在看不見的深處先軟掉。更麻煩的是跨境。源頭在尼泊爾,通道穿界河,承災體在西藏口岸,下游又回尼泊爾谷地。任何單邊監測都只能看到半截過程;等泥頭到口岸,預警視窗按分鐘計。這正是高原邊境防災最殘酷的地方:自然過程不認國界,而應急系統通常按國界建。
青藏高原已從「穩定水塔」變成「高頻災源」,吉隆不是孤例。1961年以來青藏高原升溫顯著快於全球,國家氣候中心給出1961—2025年每10年約0.35℃;按三次冰川編目,面積由第一次約5.1萬、第二次4.4萬降至第三次3.9萬平方公里,60年整體萎縮約24%,自90年代後加速,南部岡底斯、念青唐古拉、喜馬拉雅部分區段60年萎縮率約40%。冰川退不等於災害少,反而先亂後枯:退過程中冰湖擴、凍土鬆、坡體含水多,冰崩、冰湖潰決、泥石流一起冒出來。
歷史已經多次報警。2016年阿里阿汝53號、50號冰川先後冰崩,53號單體約7,000萬立方米,九名牧民和數百頭牲畜失蹤;2018年藏東南色東普溝兩次冰崩堵雅魯藏布江,形成堰塞湖,威脅派鎮、墨脫段;更早聶拉木樟藏布次仁瑪錯冰湖潰決,衝毀橋樑並外溢至尼泊爾遜科西水電。人民網援引最新資料,青藏高原現登記冰湖1.4萬餘個、總面積超1,100平方公里,南部邊境喜馬拉雅段仍在年均約1%擴張,高危冰湖清單已是社會治理問題而非純科研問題。
有效治理需要的是在邊境落地
「亞洲水塔」兩重風險要分開講。短期是水多,融水增量推高洪峰,冰湖一旦潰決,峰量集中、下游猝不及防。長期是水少,冰川是固態調節器,退到臨界規模後夏季補不上、冬季放不出,長江、黃河、雅江、印度河、恆河等下游數十億人依賴的枯水補給會衰減。也就是說,變暖先把人淹一遍,再把人旱一遍。
極地不是「別人的事」,高原與兩極高相關。把西藏與南北極並列是對的,但論述要避免「都怪升溫」一句帶過。格陵蘭2000年以來年均損冰約2,790億噸,西南極思韋茨、派恩島受暖洋從底部侵蝕,被稱「末日冰川」;若思韋茨全失,海平面理論可升約65厘米,連帶周邊可到數米級。對西藏而言,極地消融不直接製造冰岩崩,但通過全球海氣循環改變季風、改變高原夏季熱力與降水極值,間接放大高位冰川的不穩定。極地凍土若釋放甲烷、二氧化碳,又回灌全球升溫,形成正回饋。高原災害是區域承災,極地變化是全域慢變量,二者在同一套氣候系統裏。
治理不能只寫「減排」,還要寫「邊境可落地」。全球層面,《巴黎協定》近200方承諾自主減排,但執行長期打折。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等評估顯示,按現有NDC(國家自主貢獻,即各國向聯合國遞交的官方行動藍圖與承諾),本世紀可能升2.6—3.1℃,離1.5℃差距很大;美國特朗普政府再次退群、撤IRA(《降低通膨法案》)補貼、放鬆化石能源,使多邊資金與政治互信更弱。中國提出2035年全經濟範圍溫室氣體淨排放比峰值降7%—10%、力爭更好,單位GDP碳強度「十五五」繼續下行,碳市場、MRV、綠電、光伏儲能有工程能力;這應轉化為對「全球南方」山地國家的早期預警、遙感共享、冰湖排險技術輸出,而不僅是國內政績。
應對跨境災害要做對四件事
對喜馬拉雅跨境災害,更緊迫的是做四件事:
第一,建中尼—南亞冰川災害聯合編目。把5,200米級源頭、界河溝道、口岸和尼泊爾谷地放在同一張數字孿生流域裏,統一高程、冰厚、凍土溫度、降雨、徑流動態。吉隆這次從斷裂到口岸僅六至七分鐘,沒有共享即時雷達和衛星,僅靠本國站網必然漏警。
第二,高危冰湖與冰岩區分級干預。對擴張快、壩體鬆散、下方有村莊口岸的冰湖,做人工溢流、排水隧洞、壩前疏浚;對像藍塘里壤這類無湖也可崩的冰川,用InSAR看微形變、用冰溫鑽孔看底融、用地震信號做秒級識別。成都山地所、成都理工在冰岩崩震信號識別已有模型,應前置部署到邊境合作站而非災後才調。
第三,口岸與溝口做「退、避、硬」結合。0.7平方公里成平地,說明部分建築離匯流線太近。重建不應只恢復原址,要按百年—極端冰湖潰決+冰岩崩混合情景重定退讓線;橋樑、供電、通信走高位備份,口岸倉儲和人員密集功能避開直線溝道。
第四,把氣候資金用於「適應」而不僅是「宣傳」。UNEP估計發展中國家適應資金缺口達數千億級,高原邊境買衛星、養監測員、做社區演練,比會後宣言更能救命。中尼可試點「跨境冰川保險+聯合搜救」,把中方遙感、尼方地面、第三方專家接入同一直播指揮鏈。
反思應該從哀悼到優化制度。吉隆災禍數字背後,不是「天災不可避免」一句可帶過。氣候變暖提供背景,工程與管理決定傷亡。過去我們習慣汛期防暴雨、旱季防融雪;現在要防「無雨也崩、無湖也潰、跨境秒到」。這要求科學從三次編目走到逐日預報,政府從國內防汛走到雙邊條約,全球從巴黎文本走到凍土與冰湖的現場投資。
冰川不會等人類達成共識。青藏高原每退一公里冰,就多幾個潛在吉隆;極地每失一億噸冰,就多幾厘米海、多幾分季風異常。真正的警鐘是承認:高敏感山區已經進入失穩期,治理若繼續按年度GDP和選舉周期排優先順序,下一次六分鐘預警,仍會不夠。把邊境監測建起來、把冰湖排險做下去、把全球減排談實在,才是對死者最基本的回應。
作者區漢宗是香港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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