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李廣宇議員

人工智能時代，香港最需要爭取的，不只是保住現有職位，更是讓更多市民有能力創造工作、創造收入。若我們只把 AI 視為取代人手的工具，便很容易在焦慮中錯失機遇；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讓市民能把 AI 變成自己專業能力的延伸，降低創業、轉職和提供專業服務的門檻。

近年興起的「一人公司」（One-Person Company，OPC），正好反映這個轉變。它不是傳統意義的自僱或個體戶，而是人工智能大幅提升個人生產力後，由人負責判斷、創意、專業決策和承擔責任，AI 協助處理重複工作、資料分析、內容生成和流程協調的新型企業模式。所以未來的競爭，更在於能否把人的專業判斷與AI的執行能力有效結合。

「一人公司」數目上升　政策支援仍待追上

筆者早前留意到，2025 年本港新成立、由一名成員組成的本地公司有 157,812 間，較 2021 年的 91,104 間明顯上升。這個數字反映一人為核心的企業形態日益普遍。正因如此，政府更需要了解這類企業的實際情況。

筆者年初曾在立法會就支援一人公司的措施提出書面質詢，促請政府正視 AI 時代下輕型創業和新型就業形態的發展需要。政府的答覆指出，現有創科、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支援計劃已涵蓋部分一人公司，政府在答覆中表示，現有創科、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支援計劃已涵蓋部分一人公司，並預告數碼港將於年中開始為 OPC 提供支援。

政府能迅速回應業界和社會關注，方向值得肯定。然而，現有支援是否真正切合一人公司的實際營運模式、融資需要、數碼轉型困難，以及在 AI 時代下拓展市場和提升生產力的挑戰，仍有進一步探討空間。

創業真正成本：算力、試錯與首個客戶

對人工智能相關初創企業而言，最迫切的支援，未必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創業資金。根據筆者與業界交流所了解，人工智能時代的創業成本已大幅改變：由詞元（Token）及模型調用、雲端與算力服務、數據處理、產品測試，以至網絡安全和尋找首批客戶，每一項都是真實而持續的開支。

許多創業者不乏好構思和技術能力，但在產品反覆試錯、驗證市場需求，以及接觸首批企業客戶的階段，往往已面對沉重成本和資源不足的困難。內地政府近年對這些問題反應快速。湖北早於2023年已提出每年發放5,000萬元「算力券；深圳、北京、杭州等地近兩三年亦陸續透過算力券、模型券、訓力券、雲服務支援、數據資源、場景開放及供需配對。以深圳南山「模力營」為例，截至2026年初，已有超過700家人工智能企業申請入駐，199家獲准入營，當中4家企業在入營後獲得億元級投資，入駐企業總估值超過200億元。

內地競爭關鍵：不只是資助，而是開放市場入口

這些措施的重點，是希望財政支援的同時，讓創業者以較低成本提供試驗技術、讓他們可以更專注做好產品和市場。

内地部分城市更由政府、園區或大型企業公開提出實際需求，讓小型團隊在相對可控的環境下測試和改良產品。以海南為例，當地曾組織旅遊、現代服務、高新技術及特色農業等行業，與一人公司對接。企業先提出實際營運需要，例如改善客服、分析客流、整理文件或監測農作物；合適團隊則展示相應的 AI 方案，並可在景區、店舖、企業部門或農場作小規模試用。若能證明方案有效，企業便可能正式採購、擴大使用，或向其他企業推介。

內地城市同時開始處理 AI 時代的合規問題。包括共享工位註冊、知識產權、信用支援，到陪伴式合規服務和沙盒監管。政策的用意並不是降低標準，而是讓創業者在起步階段便了解資料使用、消費者保障和人工智能責任的界線。尤其當 AI 智能體可以協助處理資料、推薦服務，甚至代表用戶執行指令時，發展與治理更不能割裂。

香港已有起點：由OPC Hub走向OPC生態

香港已踏出支持人工智能一人公司（OPC）的第一步。數碼港於2026年7月啟動全港首個專為一人公司而設的OPC Hub，為合資格成員提供共享工作空間、雲端服務、模型使用額度及人工智能推理資源，並協助企業連接投資者、產業夥伴和市場。OPC Hub亦提供人工智能及網絡安全相關支援，讓創業者可在較低門檻下開發、測試和展示產品。這些措施顯示，香港已開始建立支援一人公司及AI初創的基礎。

下一步，香港可考慮以OPC Hub為起點，逐步建構一個連接創科、就業、培訓、商業化和保障的「OPC生態」。首要工作是建立較清晰的政策定義和行業分析基礎。現時，公司註冊資料中「由一名成員組成的公司」，未必等同於由一人實際營運的企業，更不必然代表其業務以人工智能工具、AI代理或智能體作為核心。政府可在保障商業私隱的前提下，研究收集和發布有關密切使用AI智能體一人公司的活躍情況、所屬行業、營運年期、常用數碼工具、收入來源及僱用模式等資料。

這並非單純增加統計數字，而是要做好行業分析：了解AI一人公司主要集中於哪些行業，哪些業務模式能夠真正創造收入、帶來就業機會和具備擴展潛力。掌握這些基礎資料後，政策便不會只以新增公司註冊數目作為成果，而能更精準地把資源投放到有需要、有能力成長，並能創造社會和經濟價值的企業上。

此外，筆者期待政府鼓勵並支持公共機構、法定機構、大學、科研及創科園區、大型企業和商會等具資源及行業網絡的機構牽頭，定期梳理及發布可由人工智能協助解決的實際業務需求，例如客戶服務、資料分析、跨境貿易支援、旅遊導覽、零售營運及長者服務等，建立「OPC場景對接機制」。

在該機制下，合資格 OPC 可按公開需求提交解決方案，並在限時、小規模、可控風險及具明確成效評估的框架下進行試用；如證實可提升營運效率、改善服務質素、降低成本或帶來其他可量化效益，相關牽頭機構可協助將方案轉介至其他潛在用戶、納入示範案例及行業採用名單，並在符合既定程序、採購規則及公平競爭原則下，爭取後續合作或採購機會。此舉有助創業者由單純展示產品，走向取得真實客戶、建立收入來源及實現可持續發展。

在初級職位減少、工作內容不斷被重塑的情況下，OPC可以成為市民提升就業力、發展專業服務、創造額外收入，甚至開展新事業的一條新路。香港應把「AI Ready」與「OPC Ready」結合，將創科、就業、技能培訓、勞動保障和國際市場拓展放進同一張政策藍圖，讓更多有潛力的初創企業成功落地，讓更多市民在新技術浪潮下找到屬於自己的發展空間。

作者李廣宇是第八屆立法會功能界別（勞工界）議員、工聯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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