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之友|生態文明不是口號——是在發展之中重構人與自然的關係

撰文:01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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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之友|葉廣濤

生態文明不是一句口號,而是在追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我們要的是怎樣的發展?如果發展只是讓城市更亮、交通更快、消費更方便,卻把污染和風險留給較脆弱的社群,或留給還沒有能力發聲的下一代,這樣的繁榮,不能稱為真正的進步。好的發展,應該讓人們生活得更好,也讓土地、水源、空氣,以及其他生命賴以生存的環境得以延續。

內地清潔能源正從邊緣走向主流

氣候變化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迫切。更熱的夏天、更頻繁的颱風、更脆弱的水源和土地,都在提醒我們:大自然有其承載界限,環境代價也不會平均分配。講生態文明,不是反對發展,而是要讓發展同時照顧自然的承載、社群的公平和下一代的生活。

生態文明若要避免成為抽象概念,最終必須回到具體實踐:一個社會如何使用能源、如何建設和運營城市、如何對待土地,最能看出它如何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內地近年推動綠色低碳轉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為觀察全球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案例。當然,內地仍面對龐大的能源需求和減排壓力,煤電在能源安全中仍佔重要位置,部分地區的產業調整也需要時間。因此,討論中國的綠色轉型,既不應簡化為讚歌,也不能陷入否定。更重要的是看到:當一個超大規模經濟體在可再生能源、供應鏈、交通電氣化和生態修復上持續投入,其經驗與挑戰本身,都會對全球氣候行動產生實際影響。

最明顯的例子,是光伏。30年前,太陽能發電仍是昂貴而邊緣的技術;今天,它已成為改變能源格局的重要力量。截至2026年7月底,內地太陽能發電並網裝機容量達1,286吉瓦,首次超過煤電,成為國內第一大裝機電源。2025年,內地風電和太陽能發電量合計達2.3萬億千瓦時,較上一年增長25%,最近更已接近整個歐盟一年的用電量。這些數字真正值得重視之處,不只在於規模大,而在於它顯示清潔能源正從邊緣走向主流,重塑能源供應的格局。

尤其是光伏和儲能的搭配,當它們因技術進步、規模製造和供應鏈成熟而變得更便宜,便不再只是富裕社會或大型電站的選項。它們可以出現在偏遠村落、工廠屋頂、學校、停車場和小型社區;在電網薄弱、收入較低的地方,也可能提供更可負擔的清潔電力。對許多人而言,能源轉型不是抽象的發展議題,而是夜裏能否有穩定照明、農產品能否冷藏、孩子能否在更好的條件下讀書。當清潔能源變得更便宜、更容易獲取,它改變的就不只是能源結構,也是一個家庭的日常和一個社區的未來。

然而,新能源要真正成為生態文明的一部分,不能只看擴張速度和產出規模,也必須經得起全生命周期檢驗。光伏組件、風機葉片、動力和儲能電池,終有退役的一天。官方曾估算,到2030年,國內退役光伏組件累計規模或達150萬噸,到2040年更可能升至約2,000萬噸。若這些材料能被有效回收,玻璃、鋁、硅以及鋰、鎳、鈷等關鍵資源便可重新進入產業循環,減少廢棄物,也降低綠色轉型對原生資源的依賴。可再生能源不應只是替代舊能源,而應推動一套更節制、更循環的生產與消費方式。

丹麥讓可再生能源融進日常生活

可持續發展並沒有單一模式。中國以規模和製造能力推動成本下降,歐洲一些國家則以制度設計、能源效率和社區參與提供了另一種參照。以丹麥為例,這個國家並沒有內地那樣的土地和市場規模,卻很早就在風電、區域供熱和社區參與方面形成成熟路徑。國際能源署資料顯示,丹麥的電力結構中,風電、生物能源、太陽能三者合計超過80%,是全球可再生能源佔比最高的電力系統之一。不少城市還透過區域供熱、熱泵、儲熱和跨境電網,把可再生能源更好地整合進日常生活。

丹麥的啟示不在於每個地方都要照抄它的模式,而在於它提供了另一個重要提醒:綠色轉型不只是裝機容量的競賽,也需要制度設計、社區信任和能源系統的精細協調。不同地方有不同條件,但方向可以相通。技術要能落地,政策要能持續,成本要有合理分擔,成果也要讓普通人用得上、感受得到。氣候行動若只是少數專家、政府或企業的工程,難以長久;它必須最終進入日常生活,成為一種新的公共安排。

生態文明不只關乎能源和減碳,也關乎土地、水源和其他生命。綠色能源轉型處理的是人類如何取用自然的力量,生物多樣性則提醒我們:大自然不只是資源來源,更是人與萬物共同依存的生命系統。對生活在乾旱、半乾旱地區的人而言,風沙不是抽象的環境問題,而是關乎能否耕作、放牧、安居,以及下一代是否仍能留在家鄉的現實命題。

中國始於1978年的「三北」防護林工程,橫跨西北、華北和東北多個省區。官方資料顯示,工程區森林覆蓋率由1978年的5.05%提高至2023年的13.84%。但真正的修復不能只看土地是否「綠起來」,更要看生態系統是否有能力涵養水源、保護土壤、連通棲息地,並讓森林、草原、灌叢和濕地各歸其位。低碳轉型若忽略土地承載、物種棲息和地方社群的生計,仍難以持久;真正要回答的,是如何在發展之中守住生物多樣性與生命系統,讓脆弱環境中的人也有繼續安身立命的可能。

這一點也提醒我們,氣候行動不應只以一地的土地條件或減排指標來理解。能源轉型、生態修復、氣候適應和環境公義,往往需要跨地域的資源配置與制度協作。香港當然需要做好自身減排,但其責任與能力不應只由本地土地面積或裝機規模來衡量。香港土地有限,難以承載大型綠能基地和大面積新能源部署;但憑藉國際金融中心和專業服務平台的優勢,香港仍可把資本、專業服務與國際市場連接起來,支持更大範圍內真正有效的綠色轉型。

香港應思考如何利用自身獨特角色

換言之,香港不應只討論自身如何減碳,更應思考如何以國際金融中心和專業服務平台的角色,支持更大範圍的氣候行動。內地在光伏、風電、儲能、電動交通和生態治理方面,已形成龐大的技術、產業和應用場景;香港則擁有成熟的金融市場、完善的法律制度、風險管理、資訊披露和國際投資者網絡。若兩者能更好結合,香港便不只是綠色金融產品的發行地,而可以成為連接綠色技術、長期資本和國際標準的重要樞樞,引導資金流向真正減碳、保育自然、提升社區韌性的項目,進一步鞏固其作為綠色金融中心的影響力。

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不是要人類在自然面前無所作為,而是提醒我們,一切發展都不能脫離自然與萬物自身的規律。今天,氣候變化、生態退化和資源約束已不能再等;從可再生能源到生物多樣性,從生態修復到綠色金融,都在提醒我們:發展不能只看眼前的效率與增長,更不能把便利留給今天、把風險留給弱者與未來。真正的繁榮,應是把仍可依靠的空氣、水源、土地與生命網絡交到後人手中,成為代代相傳、生生不息的承諾。

作者葉廣濤是香港地球之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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