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楊華勇

8月底以來，台灣彰化師範大學副教授李其澤在微信公眾號「正當石」連發三文，系統推演「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隨後被台灣媒體轉載報道，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朱鳳蓮先後表態「樂見討論」，台灣「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則冷言「中共一條都不會同意」。9月12日，內地學者又在香港大學北京中心座談會上提出12點共識，包括主張必要時「准軍事管治」、駐軍、解散台現武裝、追責「台獨」、愛國者治台。一時間，近乎禁忌的「一國兩制」制度設計，又被擺到兩岸輿論的桌面上。

李其澤方案重在台灣自治

這件事的價值，不在某一份方案能被立刻接受，而在於它把長期停留在口號層的統一論述，拉進主權、法域、駐軍、司法、貨幣、外交、修改門檻這些具體齒輪裏。無論立場如何，討論本身已經破冰。

李其澤方案在於用「條件式壓力測試」換取最大自治。李其澤第一文《兩制方案，台灣該要求什麼》把前提壓得很清楚：接受「一個中國、由中央統一行使國家主權」。在這個前提下，他提出「一國一主權、兩制兩法域」，並把可爭取清單拆成六組權力。

第一，民主制度不變，行政首長與立法機關繼續由台灣居民直選，多黨競爭保留。第二，司法在台終審，發生在台灣的案件由台灣法院審，不把居民送大陸。第三，基本權利設「不退步地板」，把現有自由權利寫入法律並給司法救濟。第四，前期不駐軍，但台灣保「區域防衛能力」，不加入外國軍事同盟，保留本地防衛隊。第五，新台幣、獨立稅制、外匯存底、人口准入不都被大陸吸收，大陸居民赴台定居由台灣法律管。第六，外交歸中央，但海外經貿文化辦事處保留，以適當形式參與國際組織。

為防止中央事後單方面收權，他再加「四道法律鎖」：《和平統一與台灣高度自治協議》＋憲法台灣專章＋全國人大制定《台灣基本法》＋台灣自定《自治憲章》並經公投；重大減損事項須台灣立法絕對多數、台灣複決、全國人大批准「三把鑰匙」。

這個設計明顯不是「降旗式統一」，而是把台灣能要的自治邊界一次推到極限。它近似香港基本法模式的放大版，又試圖用「未列舉權力歸台灣」來避免中央兜底擴權。也正因如此，第二文裏他已自我修正：承認中國是單一制，高度自治來自憲法和全國人大授權，不是與中央並列的原生權。這一改，說明他清楚「聯邦式分權」在大陸法理裏走不通，只能走「授權式高度自治」。

內地學者座談會重在安全

學者12點共識在於，另一端的「安全優先」與「全面管治」。與李其澤的「台灣要價」相比，9月12日內地學者座談會提出的12點共識幾乎是反向樣本。它強調無論和平或非和平統一都實行「一國兩制」；若非和平，可設3至5年「准軍事管治」；中央在台駐軍，解散台灣現有武裝，裝備收歸中央；對激進「台獨」頭目、迫害統一人士、勾連外部勢力者刑事追責；將國安機制單列進《台灣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落實「愛國者治台」；改行政區劃，取消直轄市或重劃六大區；改政黨與選舉制度；教材改愛國主義與法治教育。

這套設想與1980年代葉九條、鄧六條差別很大。葉劍英1981年提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保留軍隊、中央不干預地方；鄧小平1983年對楊力宇講「台灣可有自己的軍隊，只要不威脅大陸，大陸不派人駐台」。當時面對的是國民黨執政、兩岸尚能秘密接觸、軍事互信成本較低的局面。如今學者版把「保留軍隊」改成「中央駐軍、解散原武裝」，把「不派人」改成「准軍管+愛國者治台」，顯然吸收了香港2019年後國安思路：先控安全，再談自治。

兩套方案一鬆一緊，恰好構成當前大陸涉台學界的兩條線：一端是「爭取民心版」，用高度自治換台灣精英願意坐下來；一端是「風險管控版」，用駐軍、國安、追責應對「非和平情景」。國台辦公開表態並不會把後者說成定案，也不會把前者全部認領，而是把它們都放進「討論池」。

國台辦與陸委會態度截然相反

陳斌華於9月9日記者會上的措辭很穩：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最佳方式，有分歧有爭鳴正常，統一不是選答題而是必答題。朱鳳蓮於9月16日進一步說，台灣同胞越早越多討論兩制方案，越能為自身帶來機遇與好處，並批民進黨設障礙。兩套表態的共同邏輯是不綁定某份學者稿，但把「有人認真提方案」視為正向信號，藉此削弱「統一等於吞併」的島內恐慌。

梁文傑的回應則是另一端。他抓李其澤三個點——司法終審、不駐軍且保留自衛、重大改動過立院絕對多數加公投——斷言中共都不會同意。這個判斷半對半錯。司法終審、不駐軍、公投鎖權，在內地主流法理裏確實難全收；但「台灣保留某些終審範圍」「以特別行政區法院處理本地民事刑事」並非完全沒有談判空間，只是不能寫成「中央無權介入任何案件」。不駐軍更難，尤其若方案預設非和平背景，大陸不可能接受台灣另設一國中之軍。至於修法改自治須經台灣復決，這涉及「誰批准誰」的主權順序，大陸可接受程序性協商，但不會接受台灣否決全國人大授權。因此梁文傑的話更像政治定性：把對岸任何方案先判死，以鞏固「民進黨不談統一」的選民基本盤。問題在於，這種「一條都不談」的姿態，長期會讓島內失去議價能力——真到局勢變化再談，籌碼只會更少，而不是更多。

底線、協商、高難三層次看問題

真正可談的是什麼，真正難談的又是什麼？把三批材料合起來看，可以把議題分成三層。

底線層是一個中國、國家主權、國防外交總體歸屬中央、反對「台獨」分裂、國安紅線。這部分大陸不會開放再辯論。李其澤也接受「中央統一行使主權」，並未碰這條線；學者12點更把它硬化為駐軍與追責。

可協商層是台灣本地民主體制形式、立法與行政選舉具體設計、司法終審案件範圍、新台幣與稅制的過渡期、外匯與貿易安排、大陸人士赴台居留規則、海外經貿文化辦事處名稱與功能、國際組織參與形式。這裏不是「全給」或「全不給」，而是可按年份、按清單、按對等監督機制細談。李其澤的「六組權力」大部分落在這裏，只是他要價偏高；若改成「過渡期＋定期評估＋例外收回」，兩岸並非無交集。

高難層是駐軍與否、原台灣武裝如何處理、可否保留「自衛軍」、重大修法是否經台灣公投、對「台獨」人士是否刑事追責、教科書與愛國教育、政黨制度是否改造。這些涉及統治合法性與安全恐懼，是最容易談崩的部分。學者12點把高難層直接按「非和平」場景硬化；李其澤則幾乎把高難層按「和平、互信、長期」軟化。現實方案大概率落在中間：和平情形下少量中央象徵性駐軍或與台灣防衛隊並存，原武裝改組而非簡單解散；追責限定「涉嫌分裂國家、勾連外力、暴力迫害」的個案，而非全員清算；教育可設「兩岸歷史共同編寫機制」，不強制單向愛國主義。

「台灣方案」已走進草稿階段

破冰的意義不在「通過」，而在把算計攤開。過去島內談「一國兩制」，常被兩極消費：統派說「回去就好」，獨派說「滅亡無異」，中間選民聽不進制度細節。李其澤三文的價值，是把「如果真談，台灣該列什麼單、可能碰什麼壁」寫出來；學者12點的價值，是把「如果和平失敗，對岸學界準備怎麼接管」寫出來。兩相比較，社會才能看到議價區間，而不是只看到口號。

對大陸而言，鼓勵討論可化解「一國兩制失敗」的聯想，也能用台灣方案檢驗港澳模式哪些可複製、哪些必須改。對台灣而言，越早把內部可接受的自治清單具體化，越能在不同情景下保住社會治理、法律與人財物制度；越把所有方案一律打成「統戰」，越會在未來被動接受更緊版本。

當然，任何方案都不能只由學者或副教授定調。真正進入談判，需要兩岸執政層授權、需要立法與公投程序、需要處理第三方美國與區域安全預期。當前國台辦「樂見討論」是低成本的軟姿態，「陸委會」全不同意是低成本的硬姿態，學者12點是研究圈的嚴情景。三者同台，反而說明「台灣方案」已從海報走進白皮書式的草稿階段。

下一步值得看的，不是某篇公眾號文章是否被點讚，而是大陸是否會把分散學者意見整合為更權威的「討論稿」，台灣是否有非零統派、學界、法務、財經專家拿出對案。若只有國台辦鼓勵、陸委會拒絕，討論會停在輿論秀；若有台灣多方學者把「不要什麼、可接受什麼、過渡幾年、由誰仲裁」寫成第二版、第三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才真正從名詞變成制度工程。

統一問題終究不是「贊不贊成」的情緒題。它是一組主權、法律、軍隊、貨幣、司法、教育的工程題。李其澤把門推開一條縫，學者座談會把另一側門也推開一條縫，剩下的，是兩岸是否有人願意在縫裏繼續談，而不是把門重新關上。

作者楊華勇是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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