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林南川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提出四項具體環境目標：到2030年，零碳能源佔發電燃料組合的比例，由2024年的25%提高至30%；碳強度累計降低約32.5%；PM2.5年均濃度由每立方米15微克降至14微克以下；水質指標達標率則由逾88%提高至逾90%。有年份，也有數字，當然比只有方向進了一步。

問題是，這四項指標仍像四張分開填寫的成績表。國家「十五五」規劃已把綠色發展置於產業、能源、科技和城市轉型的核心，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香港的綠色內容卻主要留在環境章節；到了北部都會區、人工智能、新型工業化和重大基建，綠色轉型便退到背景。這不只是少訂幾項環保指標，而是尚未把生態文明化為發展戰略。國家已經換軌，香港不能只在原來的列車上添幾幅綠色裝飾。

能源規劃停留在數字比例

以能源為例，香港提出2030年零碳能源佔發電燃料組合30%，卻沒有交代其中多少來自核電、跨境可再生能源、本地太陽能或其他來源，也未為儲能、智能電網、需求響應和綠電交易訂下階段目標。國家的《新型電力系統建設「十五五」規劃》則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佔比約65%，發電量佔比達50%，成為電力裝機和電量供應的「雙主體」。這不只是增加風電和光伏，更要同步改造主網、配網、儲能、微電網和電力市場，使大量而波動的可再生能源接得上、送得出、用得掉。

香港的「零碳能源」與國家的「非化石能源」口徑不同，不能簡單排位。真正的差距在於，國家已由一個能源比例走向整套電力系統的改造；香港仍停留在30%這個數字，未有說明電力系統將如何轉型。沙嶺數據園區預計於2029年或以前投入營運，日後將支撐香港算力增長。電從哪裏來，排放如何控制，理應與算力放在同一張藍圖上。

跨部門各自為政妨礙藍天目標

空氣質素也一樣。香港把2030年PM2.5年均濃度目標定於每立方米14微克，仍高於新加坡的12微克和首爾的13微克目標，距離世界衞生組織10微克的下一階段目標及5微克的最終指引值更遠。香港2030年準備到達的地方，部分亞洲城市今天已經寫進政策。

更根本的問題，是規劃沒有把空氣污染與能源、交通、航運和公共健康一併治理。燃煤和燃氣發電、道路車輛、船舶燃油及工業活動，既排放二氧化碳，也直接產生懸浮粒子，或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形成PM2.5的前體物。減煤、車輛電動化和清潔航運，本可同時減污和降碳。

國家正由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雙控」，轉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並以「減污降碳協同增效」治理共同的污染源頭。香港若仍由不同部門各守一項指標，政府可能填滿了幾張表格，城市卻沒有完成一次轉型。

氣候適應與自然保育缺乏全面佈局

自然保育和氣候適應也有相同問題。國家已有《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23—2030年）》和由17個部門共同制定的《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35》，並逐步建立自然資源資產核算、離任審計和生態損害終身追責制度。

香港仍主要計算保護區面積，又往往把氣候適應看成渠務、斜坡和海岸工程，沒有說明要修復多少退化濕地、恢復哪些受威脅物種，也未把氣候風險全面納入土地、醫療、供電、保險和產業佈局。這些問題看似分屬不同政策局，其實共同決定香港未來的發展成本和安全邊界。

北都不能重走數碼港舊路

北都承載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園區、洪水橋產業區、北都大學城和沙嶺數據園區，是香港數十年一遇、可以從規劃源頭重造城市和產業根基的機會。若能成功，它可能改變香港未來二三十年的經濟結構；若只是把傳統工商園區、住宅和道路放大重建，日後便只能付出更高代價補救。

數碼港的經驗值得警惕。它原本承載香港把握千禧年前後數碼經濟浪潮的期望，早年卻長期被質疑地產成分蓋過產業培育，未能充分把握那一輪數碼化機會。北都不能再讓產業願景被土地開發吞沒。

北都產業區應定位為零碳園區

國家已提出在「十五五」期間建設約100個國家級零碳園區，首批52個建設名單亦已公布，其中廣東有汕頭濠江產業園區和湛江臨港經濟區。入選園區仍須完成建設並通過驗收，才正式成為國家級零碳園區，但國家的方向、標準和工程已經啟動。

深圳未在首批52個國家名單之內，卻另行建立市級近零碳排放區試點制度。深圳計劃到2030年新建100個試點，涵蓋區域、園區、社區、校園、建築、企業和鄉村。2026年公布的首批24個深化試點中，有7個屬園區類別，包括羅田水廠、廟角嶺水廠、飛馳智能科技產業園和深國際智慧物流港等。

這7個並非國家級零碳園區，而是深圳自己的市級試點。然而，這恰好說明國家與地方兩條線都已經開動：上有國家建設名單，下有城市分類試驗。一河之隔，目標、標準和項目已落到紙面和工地；香港卻尚未把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園區或沙嶺數據園區定位為零碳園區。這不是要求北都照抄深圳，而是至少先對接國家已確立的轉型方向，再利用香港的科研、金融、專業標準和國際聯繫走得更遠。

借北都建設推動綠色產業升級

零碳園區也不等於在屋頂裝幾塊太陽能板。北都應從規劃第一天訂立區域碳預算，按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採購綠色鋼鐵、低碳水泥和再生建材，並把超低能耗建築、跨境綠電、儲能、區域供冷、循環用水和零碳交通納入基礎設施。

碳核算不能只計園區直接排放和購入電力，也要涵蓋建材、設備、物流和供應鏈所產生的範圍三排放。否則，園區大門掛上「零碳」招牌，門外的鋼鐵、水泥和供應鏈仍在排碳，所謂零碳，不過是把帳目移到別處。

北都如此龐大的建設，本身也是一張足以改變市場的訂單。政府和大型發展商若以嚴格標準形成穩定需求，便可帶動本地建築、工程、能源管理、碳核算、材料認證和專業服務轉型，培育一批能夠進入內地及亞洲市場的綠色企業。

因此，北都不應只是綠色技術的使用者，也應成為香港綠色產業的試驗場和成長土壤。這不是在發展之上另加一筆環保成本，而是借一次大規模城市建設，推動全港產業升級，與國家的生態文明建設齊步向前。

沙嶺數據園區尤其應公布用電效率、用水效率、零碳電力比例和廢熱利用要求。充電樁、光伏、儲能、數據中心備用電源和可調節負荷，也可連成微電網，由虛擬電廠統一調度。北都需要的不是一件件互不相干的新設備，而是一套彼此配合的新型城市能源系統。

保留濕地作防洪設施

北都也不能以發展為名，侵佔或割裂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塱原、南生圍、三寶樹，以及新田和落馬洲一帶的魚塘、泥灘與河道。它們不是等待發展或事後補償的空地，而是后海灣生態網絡的一部分，可以滯洪、調節雨水、紓緩熱島效應，也是候鳥覓食、棲息和補充體力的地方。

北都應建立生物多樣性基線和自然資產帳，把濕地修復、河道自然化、生態廊道和防洪工程放在一起規劃。重大發展須依循避免、減少、修復，最後才補償的次序，至少做到生物多樣性無淨損失。最好的防洪設施，有時不是多築一道牆，而是保留一片本來就在吸納洪水的濕地。

這一點在海平面上升下尤其重要。香港天文台推算，在甚高溫室氣體排放情景下，2100年香港平均海平面可能較1995至2014年的平均水平上升0.57至1.08米。這還未計風暴潮、極端暴雨和內澇同時出現時的複合風險。（作為參照，紐約市已把2100年最高約1.9米的海平面上升納入沿岸韌性規劃；新加坡則按2100年最高1.15米、2150年約2米作長遠準備，若再疊加高潮和風暴潮，極端水位更可能升至5米。）

問題已不是海平面會否上升，而是北都會否把這些風險真正築入地台高度、排水系統、關鍵設施選址、後備電力和保險安排。只按過去的氣候或中位數設計，便等於把最昂貴的風險留給下一代。

零碳北都連接亞洲綠色轉型

香港規劃對綠色金融着墨不少，但下一步不能只計算發債金額和產品數量。政府應公布有多少資金真正進入清潔能源、零碳園區、建築改造、氣候適應和生態修復；這些項目減少了多少排放、節省了多少能源，又修復了多少棲息地。否則，很容易資金很綠，城市照舊。

北都可以為香港綠色金融提供一批看得見的實體項目。經核證的能源、建築、碳排放和自然數據，可以支撐綠色貸款、轉型融資、保險，以及綠色和藍色債券。金融不再只在中環的報表上運轉，而能進入北都的電網、建築、濕地和產業鏈。

香港更重要的角色，不是與內地競逐誰有更多新能源工廠，而是把國家的技術、製造能力、資本和標準，轉化為東南亞及其他「一帶一路」國家能夠理解、融資、認證和採用的整體方案；同時把海外市場的實際需求、氣候風險和治理經驗帶回國家。

首份五年規劃不是終點。特區政府仍可在後續行動綱領和年度施政中，把綠色發展置於更高位置，並以零碳北都為旗艦工程，統籌能源、建築、交通、產業、生態、韌性和金融。香港不應只做一扇展示國家成就的窗口，也應成為國家與亞洲綠色轉型之間的雙向橋樑。北都若能承擔這項使命，它建造的便不只是一座新城，而是香港下一個二三十年的發展能力。

作者林南川曾在民間及國際環保機構工作，長期關注中國及亞洲的綠色轉型。林南川為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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