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梁禮賢醫生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2026–2030年）與施政報告同步出爐，其醫療篇章架構嚴謹、目標清晰，是整份規劃中最具系統性與宏觀視野的板塊之一。細閱其戰略藍圖，不難發現政府在醫療體制改革上展現了近年少見的戰略決心，既有局部體制的優化，亦有產業格局的突破。然而，一套具備前瞻性的藍圖能否轉化為實質的社會治理效能，關鍵仍在於「精準落地」與「社會公平」的雙重考驗。

從預防、產能到國際化的大格局

首先，公共衞生戰略由「以治療為中心」向「以預防為先」的結構性轉向，值得高度肯定。規劃明確要求在五年內全面落成全港18區地區康健中心，目標服務累計達100萬人，並透過立法賦權基層醫療署，建立跨專業服務與標準化轉介機制。這打破了過去零散投放資源的沉痾，將政策重心移向上游。配合將四大非傳染病早逝風險降至6.9%的量化指標，顯示特區政府正試圖從源頭緩減人口老化對公營醫療系統帶來的結構性壓力，這對實現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至關重要。

其次，公營醫療的產能升級與效率治理目標更具針對性。病床增至約3.5萬張、手術室增加逾四成、指定專科穩定新症輪候時間五年內減半，以及京士柏綜合日間醫院的啟用，均屬於可量化、可追蹤的行政承諾。同時，醫療收費改革明確向「貧、急、重、危」傾斜，這不僅重申了公營醫療作為社會最後安全網的底線正義，亦透過價格槓桿優化了公共資源的配置效率。

更具前瞻性的是，規劃與施政報告共同勾勒出香港醫療的「三層定位」戰略——服務本港、共建「健康灣區」、聯通世界。當局明確提出發揮醫療衞生「超級聯繫人」角色，推動內聯外通的跨界協作。這不僅是香港對接國家戰略的必然之舉，更是發揮自身獨特專業優勢的務實選擇。從「醫健通+」聯通大灣區、跨境病歷互通，到藥械監管改革與臨床試驗平台建設，均顯示政府正將醫療定位從單純的「福利消費」轉變為「制度與產業創新」，為本港醫療科技與私營市場開拓了龐大的腹地。

人手落差與指標約束力的雙重挑戰

然而，要將宏大藍圖轉化為市民與業界實質有感的治理成果，政府必須正視以下兩大核心結構隱憂，並充分同理業界在前線執行時的真實痛點：

第一，醫療人力資源的增速，與龐大的產能擴張之間存在明顯落差，前線醫護的「過載」問題亟待緩解。規劃預計每千人口醫生比由2.25微升至2.43，增幅在面對公營系統人才流失、專科培訓周期冗長等現實下，顯得杯水車薪。業界深知，硬體產能的擴張（如加床、加手術室）若無足夠的專業人手配合，只會將工作量疊加在現有疲憊不堪的前線醫護身上，加劇人才流失，甚至面臨「有床無人」的空殼化風險。

同時，在推動「大灣區醫療互通」的宏大敘事下，政府亦須體察本地公私營業界在「日常落地」時的實際憂慮。例如，跨境病歷互通與「醫健通+」的技術對接，在實際操作中涉及兩地法律法規、專業資格認證、臨床習慣差異及醫療責任釐清等多重複雜因素。若缺乏清晰的法律防護網與具體操作指引，前線同仁在實踐時往往會因「責任邊界模糊」而抱持觀望態度。此外，藥械監管改革與臨床試驗平台的建設，如何真正與本地私營醫療機構、科研團體建立高效的「產學研」利益共享機制，而非僅停留在行政主導的框架，亦是激發市場活力的關鍵。因此，如何透過優化公私營協作（PPP）以釋放市場存量效率，並精簡非臨床行政程序以「解放前線醫護生產力」，將是政策成敗的勝負手。

第二，指標體系的「預期性」本質，可能弱化政策落實的約束力。在規劃提出的22個主要醫療指標中，絕大多數屬於缺乏法律或行政問責效益的預期性指標。醫療改革涉及跨部門、跨專業的利益重組，若缺乏強而有力的考核機制與約束力，政策在執行層面容易出現因循守舊、進度滯後的核心風險。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為醫療發展定下了具前瞻性的坐標。前方的路，關鍵在於政府能否展現強大的行政執行力，將宏觀指標精準轉化為前線醫護與市民共同受益的日常。在深化「公營守底線、私營促活力」的雙軌優勢下，唯有做到「落地有期、公平有度」，且在政策推動時真正貼近業界的呼吸與脈搏，香港方能真正建立一個兼具社會韌性與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醫療體系。

作者梁禮賢是放射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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