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徐小龍博士

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對話與事件溝通渠道，反映AI已不只是技術議題，也涉及基礎設施與風險管理。

人工智能競逐超越企業層面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完成訪美行程後，中美雙方達成八點成果共識，其中一項與科技發展密切相關：兩國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對話，並設置人工智能事件溝通渠道。白宮同期發布的成果清單亦確認，雙方將就相關新興技術建立對話機制及雙邊事件溝通渠道。幾乎同一時間，央視財經播出對特斯拉行政總裁馬斯克的專訪。從已公開內容看，馬斯克對中國的製造能力與整體發展表達了正面看法。

若把這兩則消息放在一起觀察，至少可以看到，當前人工智能發展已不宜只從產品功能或企業競爭角度理解。除了模型與應用本身，人工智能的推進也愈來愈涉及兩個更深層的層面：其一，是算力、電力與工業體系等基礎條件；其二，是安全、規則與風險管控等治理問題。前者影響人工智能能否持續擴展，後者則關乎其應用過程能否保持在可控範圍之內。兩者雖屬不同層面，卻難以完全分開。

算力討論正回到基礎設施層面

近年有關人工智能的討論，多集中於模型能力、產品體驗或應用場景，但若從更長遠角度看，這些表現背後仍有賴算力供應、電力支撐、數據中心布局以及高端製造能力。換言之，人工智能固然體現在演算法與產品上，但其發展空間很大程度上也受制於能源、晶片、基礎設施與供應鏈的整體條件。

也正因如此，人工智能發展愈深入，外界愈難把它視為一個純粹的軟件或互聯網議題。當模型訓練與部署走向更大規模，穩定供電、設備供應、散熱系統、機房建設及工程組織能力的重要性都會同步上升。從這個意義上說，算力問題未必只是單一技術問題，也與一個經濟體的基礎設施條件和產業配套能力有關。

因此，從各主要經濟體近年的政策方向來看，人工智能已不只是市場自發演進的新興技術，也愈來愈被視為與產業政策、供應鏈韌性及整體發展能力相關的重要領域。這種變化，或許正是理解當前人工智能競爭的一個必要背景。

對話機制在於降低風險而非消除分歧

與此同時，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對話與事件溝通渠道，其意義亦不宜低估。這未必表示雙方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分歧已大幅縮小，但至少反映出一個共識：隨着相關技術應用範圍擴大，建立必要的溝通安排，有助減少誤判與風險外溢的可能。

人工智能與一些過往科技議題不同之處，在於其影響範圍較廣，並可能較快滲透至金融、網絡安全、公共資訊、產業運作乃至部分高敏感決策場景。在這種情況下，若主要大國之間缺乏最基本的溝通機制，任何技術故障、系統偏差或判斷失誤，都可能被放大為更大的摩擦。從這個角度看，事件溝通渠道的意義，未必在於象徵關係改善，而更在於為高度不確定的新技術環境增加一層最低限度的風險管理安排。

這類安排未必足以改變競爭格局，也未必能解決深層分歧，但在競爭與合作並存、互信有限的情況下，保留必要對話空間，本身已具有現實意義。

算力與治理是一體兩面

若再進一步看，算力與治理其實不一定是彼此孤立的兩個議題。某程度上，兩者可能互相影響。

一方面，若各方普遍相信人工智能將對未來經濟、產業甚至安全環境產生深遠影響，便較有可能持續加大對晶片、電力、數據中心及模型研發的投入。在這種背景下，發展速度往往容易受到重視，而安全、審慎與配套規範則可能需要花更長時間完善。

但另一方面，若國際間缺乏較穩定、較可預期的治理框架，各方也可能更傾向以提升自身技術與系統能力作為主要保障，從而進一步推動新一輪投入。結果是，能力建設與治理需求並行上升，彼此之間未必衝突，卻也未必能自然協調。

也因此，中美今次在人工智能議題上建立對話機制，雖然不必過度解讀，卻仍值得重視。它至少說明，在技術持續進步的同時，如何處理風險、分歧與外溢影響，正在成為大國互動中不可迴避的一部分。

總的來說，從中美同意啟動人工智能對話，到公共討論愈來愈關注算力、電力與基礎設施條件，可以看到人工智能議題正在由單一的技術或產品競爭，逐步延伸至更廣泛的發展能力與治理安排。若只看到模型表現，可能會忽略其背後的基礎條件；若只看到技術擴張，則又可能低估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人工智能未來如何發展，當然仍有很多變數；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已不再只是個別企業或單一市場的創新問題，而愈來愈關乎產業能力、制度安排，以及各方如何在加速發展與控制風險之間尋找平衡。這或許正是今次中美相關對話最值得關注之處。

作者徐小龍博士是註冊專業測量師（建築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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