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楊思毅

一段約四分鐘的片段，讓全港看見了一個孩子。而我更放不下的，是那些沒有被拍下的孩子。本月初，一名約10歲、穿着校服的女童，提着兩大袋啤酒走在街上。途人想幫忙，她卻只說：「爸爸唔畀」「爸爸會鬧」；同行的成年男子據報還責罵她。警方其後以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女童的父母，社署已跟進個案。案件仍在調查中，被捕並不等於罪成。我更想先停一停，聽聽孩子說的那句話。

一句「爸爸會鬧」代表什麼？

根據善意溝通，每一句話、每一個行為，都代表着一個人的感受和需要。「爸爸會鬧」四個字裏，我聽到的，也許是害怕，也許是擔心令大人失望；她需要的，或許是安全，是有人讓她放下袋子，好好休息。

更令我在意的是，當陌生人向她表示關心，她的第一個念頭竟是「接受幫忙會被爸爸責罵」。手有多痛、自己有甚麼感受和需要，反而都被排到後面。如果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反覆處於這種「先顧大人反應」的狀態，專業界別會怎樣看待？社署今年修訂的《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便寫明，心理傷害可以來自「重複的行為及／或照顧者與兒童之間的相處模式」；判斷的重點，是這對孩子的內在狀態與身心發展構成甚麼影響，照顧者有沒有傷害的意圖，並非關鍵。換句話說，傷害未必來自拳頭，也可以來自日復一日的相處方式。

上一代未必沒有受傷

談到心理傷害，不少人心裏或許有疑問：罵兩句也算虐待？以前的人都是這樣長大的。我相信說這些話的人，很多是希望孩子堅強，這份心意，我明白。

只是，上一代撐得過去，未必代表當年沒有受傷；這一代也沒有理由照樣承受。這個疑問，近年的研究正好提供了答案。2023年，國際期刊《Child Abuse & Neglect》刊登一項整理166項研究的系統性回顧便建議，把成年人對兒童的言語虐待，包括批評、嘲笑、威脅和羞辱，正式視為一種兒童虐待類型。

兩年後，一項刊於《英國醫學期刊公開版》的研究，分析了英格蘭及威爾斯逾二萬名成年人的數據，發現童年曾受言語虐待的人，成年後精神健康欠佳的機會高出64%，比身體虐待的52%還要高。

換言之，孩子沒有自殘、沒有說想死，不代表內心沒有受傷。抗逆力是在關係中長出來的；被罵出來的「堅強」，很多時候只是學會了不再開口。我們成年人的責任，是跟上最新的知識和研究，明白怎樣的環境、怎樣的說話和聆聽，才能與孩子建立關係，陪伴他們身心健康地成長。

為何沒有人更早聽見？

既然言語和心理上的傷害不易看見，問題就來了：誰有機會更早看見？

這宗事件被看見，是因為剛好有人拍下。那些沒有被拍下的，又有多少？社署數字顯示，2025年新登記的保護兒童個案有1,354宗，平均每天接近四宗；至於那些從未被發現的孩子，還未計算在內。這正是這幾天不少評論的關注點。《香港01》主筆室的觀點文章便指出：「社會的善意始終不能代替政府的角色。」

我很認同這個說法，但也想再問一步：為何沒有人更早讓這個孩子安全地表達和求助？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系統去看。教育局的學校精神健康支援分為三層：第一層是面向全體學生的普及預防，第二、三層是識別和支援較高風險的學生。近年的三層應急機制和強制舉報條例，都加強了後兩層的識別和舉報；但如果第一層的日常文化尚未建立好，孩子缺乏安全感未必「敢講」，缺乏日常的學習和練習則未必「識講」，後面的網織得再密，仍會有孩子被漏接。

在學童精神健康的討論中，這個看法亦愈來愈多人提出。長期研究學童自殺問題的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便指出，不能僅依靠篩查與臨床醫療，要從源頭建立校園關懷文化，提升青少年的求助意識。他談的雖然是防止自殺，背後的道理同樣適用於保護兒童，亦與「JUST FEEL感講」一直推動的同理心校園文化不謀而合：讓學生在安全的關係中，覺察並表達自己。

在學校原有的制度上建立文化

「建立文化」聽起來或許抽象，我想用我們在學校的經驗說明。「JUST FEEL感講」是教育局《4Rs精神健康約章》的合作夥伴機構。自2018年起，我們以預防為本的「感講夥伴學校計劃」，與88所小學合作，接觸超過91,000名學生、11,000名教師及151,000名家長。這些年在學校，我們最深的體會是：老師已要應付大量培訓和活動，再加一項，只會令人更吃力。所以我們盡量不為老師增添額外負擔，傾向在學校本來就有的制度上微調。

我們的角色，正是「訓練培訓者」（train the trainers）：我們不會走進課堂，也不會在旁觀察，而是先裝備老師，讓老師學懂觀察、學懂關心，學懂之後與孩子一同理解、一同面對。日常中的陪伴，始終要靠學校自己人落手落腳；我們做的，是在整個制度的設計和執行過程中與學校同行，着力於第一、二層，把第一層的系統性預防工作，駁上第二、三層的識別與支援，讓兩者不再斷開。

家長日就是一例。每間學校都有家長日，但在傳統家長日上，孩子常坐在一旁，聽大人評論、比較，甚至指責自己，於是選擇沉默。「善意溝通家長日」把次序倒轉，先讓孩子說。受訓的老師在課堂上帶領學生準備，學生用兩至三節課堂，練習真誠地說出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在約15分鐘的三方面談中，學生、老師和家長各用約五分鐘分享。同樣15分鐘，換來真誠的溝通和有質素的連結。

受訓之後，老師也更能留意到平日看不見的訊號。準備過程中，老師偶爾會遇到特別抗拒的孩子：一想到要在爸媽面前說出心聲，便一言不發，甚至執筆手震。老師不會據此推斷孩子經歷了甚麼，但那一刻定會走近孩子、即時關心，在能力範圍內提供支援；如有需要，再透過學校機制，及早轉介輔導主任或社工跟進。孩子沉默的那一刻，也可以是大人更早聽見的一刻。

家庭底線是孩子的安全和健康

學校可以更早聽見孩子，但孩子始終要回到家庭。不少家長本身也承受着健康、經濟或照顧上的壓力。社署指引說明，把個案定性的目的不在於指責家長；理解家長的處境，支援才能到位。但同理也需要底線：孩子的安全和身心健康必須放在首位。分隔家庭不應是預設做法；若孩子需要暫時的替代照顧，也應按風險、家長的照顧能力及孩子的最佳利益，審慎規劃團聚，並以合適的方式聆聽孩子的意見。

保護孩子的過程，同樣需要小心。好心介入，也要避免二次傷害。學校已呼籲公眾停止轉發片段、不要滋擾這個家庭。請大家留言前停一停。那個孩子，明天還要上學。

我們不能再讓更多孩子獨自承受

回到開首的問題：沒有被拍下的孩子，誰來聽見？加拿大醫生、創傷專家加博爾・馬特（Gabor Maté）說：「孩子不會因為受傷而受創，而是因為獨自承受傷害而受創。」被聽見、被陪伴，本身就是保護。預防工作很少上新聞，因為做得好的時候，甚麼事都不會發生。往往要等到出事，大家才看見系統的縫隙。我希望這一次，我們不用再等下一段片段。

要做到這一點，制度上最值得做的，是讓老師有時間、培訓和督導，在日常中與學生建立關係，懂得安全地回應孩子的披露，並與社工、教育心理學家順暢轉介；同時把創傷知情原則融入社交情意教育和家校合作。這些工作，都可以在學校原有的節奏中做起。

一個約10歲的孩子，不應要在街上向陌生人解釋，為何自己不能接受幫忙。我們已經讓太多孩子失望，不應再讓更多孩子獨自承受本來應由成年人承擔的責任。別讓任何孩子獨自承受傷痛。這是每一個大人、也是整個制度的責任。

作者楊思毅是慈善機構「JUST FEEL 感講」共同創辦人兼執行總監，國際非暴力溝通中心認證培訓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論壇歡迎投稿。請電郵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實姓名、自我簡介及聯絡方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終編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