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田暢

中國人民銀行於10月8日發布《中國人民銀行關於人民幣匯率的政策立場》官方文件，表面上是在回應外界對人民幣遭低估的質疑，實際上卻觸及中國與西方經濟體之間一個更深層的矛盾：當中國製造業競爭力不斷提升、貿易順差持續擴大，西方究竟應該接受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新位置，還是透過匯率壓力重新調整競爭規則？

中國宣示政策自主權

央行這次的態度相當明確。不接受將匯率問題政治化，不認為國際組織的評估足以成為判定人民幣遭低估的唯一標準，也反對其他國家將自身經濟問題歸咎於中國。這三條線看似是技術性的政策辯護，實際上卻是中國在國際經貿博弈中，對自身政策自主權的一次集中宣示。問題在於，中國可以拒絕外部壓力，卻未必能夠消除外界對中國貿易失衡的疑慮。人民幣匯率之爭，最終考驗的不是中國能否在文件中表明立場，而是能否在維持經濟競爭力的同時，回應全球貿易體系對公平競爭的要求。

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人民幣匯率政策立場文件，重申中國沒有必要、也無意透過人民幣貶值取得貿易競爭優勢，並強調人民幣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這套說法的核心，是將人民幣匯率重新放回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的框架，而不是讓它成為外國政府要求中國調整經濟政策的政治工具。

從經濟學角度看，北京的論點並非全無道理。貿易順差不等於貨幣必然遭低估，匯率也不可能單憑一個數字判斷是否合理。國內儲蓄與投資、產業生產力、貨幣政策、資本流動，以至全球美元走勢，都可能影響人民幣的實際價值。但北京面對的現實是，中國的出口規模愈大，貿易順差愈高，人民幣匯率便愈難維持在純粹技術性議題的位置。

對歐洲及其他貿易夥伴而言，人民幣的價值不只是金融市場上的報價，更關係到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以及本地製造業能否與中國企業競爭。當中國製造業在電動車、電池、機械設備及其他工業產品領域持續擴張，西方國家自然會追問：中國商品的競爭力究竟來自技術進步、規模經濟與產業效率，還是同時受到匯率及政策環境的支持？

這些因素並非互相排斥。中國企業可以確實具有強大的生產效率，同時也可能受到匯率、融資條件及產業政策的影響。將問題簡化成「人民幣有沒有被刻意壓低」，反而可能掩蓋更複雜的經濟現實。

應注意區分估算與政策結論

官方劃下的第二條線，是反對將國際組織的評估直接視為人民幣遭低估的定論。這涉及一個重要區別：國際機構可以透過模型評估一國貨幣是否偏離中期均衡水準，但模型結果並不等於對某個具體匯率目標的精確判決。例如，名目匯率與實際有效匯率並不相同。後者會考慮通脹差異及一國與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匯率變化，藉此衡量貨幣對外競爭力。即使某項分析顯示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偏離估算中的均衡水準，也不能直接推導出人民幣兌美元應該升值多少。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要求外界區分模型估算與政策結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問題也在於：模型存在局限，不代表評估沒有意義。國際機構的分析可以協助各國理解經常帳失衡、儲蓄與投資結構，以及匯率與經濟政策之間的關係。若中國只強調模型不可能完美，卻沒有提供足夠透明的資料回應外界質疑，相關爭議便難以真正化解。

更深一層而言，這是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話語權之爭。如果人民幣是否合理，最終由西方政府或國際機構的評估主導，中國便可能面臨一種局面：即使北京不接受外部設定的匯率目標，相關評估仍可能成為貿易談判、產業政策爭議，甚至其他經濟措施的論據。因此，中國不願讓單一評估成為裁判，背後反映的是對政策自主權的重視。

但中國也必須明白，國際信任不能單靠反駁建立。當中國希望外界尊重自身的經濟制度與政策選擇，就更需要以可檢驗的數據、清晰的政策溝通及穩定的制度安排，證明其立場並非只為維護出口利益。

貿易失衡中國無法置身事外

官方強調，全球貿易失衡涉及各國的儲蓄、投資、消費及財政結構，不能單靠人民幣升值解決。這個判斷在經濟學上有其根據。一國長期出現貿易逆差，可能與國內儲蓄不足、消費偏高、財政赤字，以及產業競爭力等因素有關。即使要求另一個國家的貨幣升值，也不代表逆差便會自動消失。同樣地，中國的貿易順差也不能單純歸因於人民幣匯率。中國完整的製造業供應鏈、基礎設施、工程人才、產業聚集及規模經濟，都是其出口競爭力的重要來源。

然而，這不代表中國可以把所有責任推回貿易逆差國。當一個經濟體擁有龐大的製造能力，卻未能同步擴大國內消費，出口便可能成為吸收產能的重要渠道。如果內需增長不足、企業競爭激烈，而部分產業又持續擴張產能，出口市場自然會承受更大的供應壓力。對貿易夥伴而言，這種壓力不只是抽象的國際收支數字，而是本地企業面對的實際競爭，以及就業、投資與產業發展所受到的衝擊。因此，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國是否應為全球貿易失衡負全部責任，而是中國是否願意承認自身的經濟結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失衡的形成。

西方經濟體需要處理自身的財政、儲蓄及產業問題，中國同樣需要思考如何擴大內需、改善收入分配，以及讓經濟增長更少依賴外部市場。把問題全推給中國，無法解決全球失衡；但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西方的經濟結構，同樣無助於建立更穩定的貿易秩序。

人民幣成為新的角力焦點

歐洲近年面對中國製造業競爭力持續提升，對雙邊貿易失衡、產業補貼及市場准入的疑慮也逐漸增加。對部分歐洲政策制定者而言，人民幣匯率是解釋中國商品價格競爭力的一個重要變數。即使人民幣升值，中國企業仍可能憑藉規模經濟、供應鏈完整程度及生產效率保持優勢；相反，假如歐洲本身面對能源成本偏高、投資不足及產業轉型緩慢等問題，單靠要求人民幣升值，也不可能徹底恢復歐洲企業的競爭力。

這正是中歐爭議最難處理的地方：雙方都不希望承擔調整成本。中國不願因外部壓力而犧牲出口競爭力，歐洲也不願長期承受中國商品競爭對本地產業造成的壓力。當雙方都把問題主要歸因於對方的政策，匯率便容易成為政治談判中的焦點，而不是整體經濟調整的一部分。

人民幣未來走勢，仍會受到美元變化、中美利差、中國經濟表現、資本流動及市場預期等因素影響。官方的政策宣示，可以影響市場對政策方向的判斷，但無法單獨決定匯率。對中國而言，人民幣走勢存在兩面風險。若貶值過快，可能加大資本外流壓力，削弱市場信心，亦會加深外界對中國藉匯率支持出口的疑慮；若升值過快，則可能增加部分出口企業的經營壓力。因此，中國需要的不是單純追求強勢或弱勢人民幣，而是在金融穩定、經濟增長與外部經貿關係之間取得平衡。

但這種平衡並不容易。若中國希望減少外界對匯率的質疑，最有效的做法不只是重申不搞競爭性貶值，也包括持續改善政策透明度，讓市場更容易理解人民幣匯率如何形成，以及官方在面對市場波動時如何處理。更重要的是，若中國能夠擴大國內需求，讓居民消費與服務業在經濟增長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就有機會降低對出口市場的依賴，從結構上緩解部分貿易失衡壓力。

人民幣之爭表面上是匯率之爭，深層則是全球化下的利益分配之爭。央行劃清三條線，只是表明中國不願退讓的起點；要讓這場爭議降溫，真正需要調整的，恐怕不只是一個匯率數字，而是中國與西方各自看待全球經濟的方式。

作者田暢是中美關係與兩岸公共政策領域的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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