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張遠深

香港出生人數再創新低，2025年中至2026年中，香港出生人數僅約29,700人，按年下跌15.6%，是有紀錄以來首次跌破3萬大關。面對這一數字，特區政府推出「11招組合拳」，延續兩萬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加碼第二胎獎勵至三萬元，並首次引入累進式子女免稅額。政策工具確實在升級，從單一「派錢」轉向稅務與房屋的多維發力，但如果核心問題未被觸及，再多的政策組合恐怕也難以扭轉大勢。

香港核心問題不是不生而是不婚

香港生育率低迷的核心問題是不婚，以及遲婚。根據香港大學葉兆輝教授的研究，香港出生率急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於不結婚與婚姻推遲，而非婚後生育比例的大幅下降。數據更為直觀：1991年至2021年間，25至29歲女性的已婚比例從56%暴跌至19%；女性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齡從1981年的27.0歲升至2021年的32.6歲。與此同時，香港的無子女現象在不同教育群體中持續擴散，本地出生居民中，高學歷與無子女的正相關關係愈發顯著。

換言之，香港的問題首先不是「結婚後不想生」，而是「根本不結婚」。在這樣的前提下，所有以「已婚家庭」為目標對象的現金獎勵和免稅額，其覆蓋面本身就極為有限。新生嬰兒獎勵金推出後，2024年出生人數一度回升至約36,700人，但勢頭未能持續，2025年即大幅回落，可見獎勵金能鼓勵部分因經濟問題未生育的人，但對較有經濟能力者未必有效，時下夫婦未必因經濟問題拒絕生育，更多是社會價值的改變。

日錯判投入巨額補貼難救少子化

日本的處境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教訓。1994年推出「天使計劃」，2003年出台《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此後陸續構建起涵蓋經濟補貼、託育服務、工作方式改革的政策體系。兒童津貼按年齡分層發放，0至6歲全齡託育體系覆蓋保育園、幼稚園及課後服務，東京政府甚至試行政府僱員「上四休三」彈性工作制。從財政投入看，日本2024年撥款5.3萬億日圓用於幫助年輕家庭，此後三年每年投入3.6萬億日圓。然而，日本總和生育率從1989年「1.57衝擊」一路下滑至2024年的1.15，出生人數從1949年的269萬跌至2024年的68.6萬。政策投入與產出之間的巨大落差，根源在於兩個結構性失誤。

其一，重「催生」，輕「催婚」。 日本長期將施策重點放在已婚家庭的育兒支持上，支持年輕人走進婚姻的舉措直到2013年才被納入政策框架。但此時，未婚率的攀升已成不可逆之勢：1985年至2015年，30至34歲女性未婚率從10.4%飆升至34.6%，男性從28.2%升至47.1%。當近半數適齡男性根本不處於婚姻狀態時，任何以「家庭」為單位的育兒補貼都如同向空處撒錢。

其二，重「形式」，輕「實質」。 日本家庭相關社會支出佔GDP的比例在發達國家中長期偏低，財政支持力度有限。更關鍵的是，政策工具集中在現金與服務層面，卻未能觸及性別分工的深層結構。當個體導向制度中的性別平等推進速度快於家庭導向制度時，生育率會降至極低水平。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勞動參與率持續上升，但家務與育兒責任仍不成比例地落在她們肩上。延長陪產假等政策若無文化層面的改變支撐，男性不會真正使用，女性仍將被迫在事業與家庭間做出零和選擇。

日本近三十年的經驗給出的最深刻教訓或許是：生育率一旦跌破某個閾值，政策便很難將其拉回。日本在1974年總和生育率首次跌破更替水平時未採取行動，1995年降至1.42後才開始補救，此後從未回升至1.5以上。香港2025年跌破3萬出生人口的紀錄，意味着我們已經站在了相似的臨界點上。

學習國家系統性建設友好型社會

香港立法會關於鼓勵生育的討論，不少建議確實流於零散瑣碎，甚至出現「生育六合彩」這類引人發噱的提案。這種碎片化的政策思維，與國家層面確立的「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系統性戰略形成鮮明對比。

國家政策的價值，恰恰在於其系統性與覆蓋的廣度，這正是香港目前最欠缺的。具體體現在兩個層面：

首先是全鏈條的成本削減，政策從產檢報銷、力爭分娩「無自付」，到育兒補貼（每孩每年3,600元）、稅務扣除（每月2,000元），再到大力發展普惠託育（全國託位已達666萬個），系統性地降低「生、養、教」各環節的經濟與時間成本，這與香港側重「派錢」的單點思維形成對比。

其次是頂層設計的戰略定力。國家已將「努力保持適度生育水平」寫入「十五五」規劃，並明確了「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長期目標，這意味着政策不會因短期數據波動而動搖，而是作為一項跨越數十年的國家戰略持續推進。

對準結構性瓶頸重建制度

然而，在肯定國家路徑的同時，也需要冷靜審視一個事實：內地同樣面對生育率持續下行的嚴峻現實。2025年全國出生人口為792萬，總和生育率僅約1.0，遠低於2.1的更替水平，人口已連續多年負增長。這說明，即使擁有更強的資源統籌能力與政策工具，扭轉生育意願的結構性下滑依然是世界級難題。

國家的做法提供了更完整的政策框架參照——但香港要走出自己的路，終究需要在借鑒這套「明路」的同時，直面本地獨特的社會結構與價值變遷，而非簡單地照搬工具。

說到底，新世代不婚不生，不完全是「不能」，很多時候是「不願」。政策可以降低「不能」的門檻，卻很難逆轉「不願」的趨勢。香港的瓶頸在於婚姻形成的障礙，而非婚後生育的經濟成本。住房固然是遲婚的重要推手，但住房政策本身不會自動轉化為結婚率與生育率的提升，除非它與更廣泛的社會價值變遷形成合力。

與其期待「組合拳」能催生出一個嬰兒潮，不如正視一個更現實的目標：讓那些「想生但不敢生」的人敢於行動，同時為一個婚姻不再是生育前提、家庭形態更加多元的社會做好制度準備。日本與內地的經驗共同表明，生育率一旦跌破閾值，政策便很難將其拉回。香港需要的，是一套對準真正瓶頸的系統性戰略，而非零散的派錢與免稅額。這既是對國家「明路」的真正借鑒，也是香港對自身困局的清醒回應。

作者張遠深是日本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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