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黃宇翔

70年前，1956年爆發「雙十暴動」，是戰後香港史上最血腥的一頁，死亡人數達61人，比1967年的「六七暴動」還多，也高於其後各次重大社會衝突。如今，熟悉這場暴動的人已不多。歷史並非如煙，這場戰後香港死亡人數最多的暴動是怎樣煉成的？把「雙十暴動」放回所屬的歷史時空，有助理解二戰後香港所處的冷戰與國共內戰交織的「雙戰構造」。

重審雙戰構造下的香港

「雙戰構造」由台灣思想家、文學家陳映真提出，核心是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相互重疊，形成1950年以後兩岸分隔，以及台灣政治、經濟與文化秩序的歷史條件。香港身處這種「雙戰構造」所形成的分斷體制之中，成為連接兩岸兩個隔絕社會的中間地帶。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反而成為國共兩方角力與接觸的前線，也催生了一系列本地政治與社會衝突。

1956年的「雙十暴動」並非孤立事件，應放在國民黨於50至70年代以香港作為反攻大陸前沿據點的政治、軍事活動背景下理解。早在1952年雙十節期間，香港便曾發生親國民黨群眾襲擊左派工會的衝突。同年10月14日，港府《每週情報報告》記錄了多宗涉及右派攻擊左翼工會會所的事件。到1956年，李鄭屋徙置區移除旗幟與雙十徽號，再度引發衝突，並迅速演變成大規模暴動。

在香港發動政治攻勢，是國民黨政權「反攻大陸」政治綱領的具體實踐。香港既是冷戰前哨，又緊鄰中國大陸，在港政治行動容易引起國際關注。與此同時，香港由英國管治，成為台北仍可接近大陸的少數前進據點。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林孝庭教授寫道：「韓戰期間台灣情報機構在香港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布置地下組織與管道，為當時仍在大陸境內進行反共游擊戰的各路敵後人馬，提供必要的後勤支援與協助。」

從我查閱的檔案可見，國民黨在50至60年代持續於中國華南地區策動恐怖襲擊，行動包括企圖炸毀大樓、以炸彈襲擊影院等。林孝庭亦指出，國民黨政府在港澳的地下工作於1960年代一度趨於極端化，在華南各地發動恐怖攻擊，以營造大陸人民「民心思變」的氛圍。1964年12月1日，香港警方在新界西貢區及港島北角英皇道等地的隱蔽處，逮捕大批國民黨特務，並一舉查獲藏匿於英皇道一帶的大批軍火槍械、約250磅高爆炸藥及引爆裝置。

香港同時也是兩岸保持接觸的地方。1956年夏天，曹聚仁往返香港與北京，傳遞周恩來提出國共接觸的訊息。林孝庭根據蔣介石日記分析指出，蔣介石亦重視這條仍可與對手接觸的渠道。

美國在港扶持第三勢力

1956年是國際冷戰對抗加劇的時期。美國在香港扶助反共但反蔣的「第三勢力」，英國透過香港維持對華經貿關係，台北則把香港視為反攻大陸的前沿，各方力量在香港互相角力。

早在一年前的1955年，香港已發生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4月11日，中國代表團包租的印度航空克什米爾公主號由香港飛往印尼，運送代表出席萬隆亞非會議，途中爆炸墜海。周恩來原擬乘搭該機，但因行程改變而沒有登機；遇難者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曾銳生（Steve Tsang）根據英國檔案及中方材料研究指出，北京在處理香港境內的國民黨地下活動時，往往傾向要求港府執法，而非直接介入香港事務。

香港作為「雙戰」槓桿

香港亦是國際冷戰宣傳與訊息戰的重鎮。1956年前後，美新處與友聯出版社合作推動反共宣傳。《告別朝鮮前線》原為徐東濱提出的寫作計劃，目的之一是回應中共宣傳片《葡萄成熟時》，其後計劃改由張愛玲執筆，最終寫成著名小說《赤地之戀》。小說雖由張愛玲執筆，大綱則由徐東濱起草，居間聯絡者為邱然（化名燕雲，筆名燕歸來）。

「雙十暴動」前約半年，國民黨在中環的一個地下聯絡處被港府破獲。據林孝庭引用的英國資料，國防部總政治部曾在港招募、訓練及派遣特工，蒐集大陸情報、監視第三勢力，並試圖滲透港府政治部，以預先掌握搜捕行動。港警在行動中搜得情報文件、組織表及薪資資料，並拘捕20名工作人員。

10月的街頭暴力隨即牽動外交。1956年10月13日，周恩來與英國駐華代辦歐念儒(Con O'Neill)交涉，要求保護中國居民及機構，並處理國民黨地下人員問題。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溫柏堅（Kent Wan）的研究指出，北京藉事件向英方施壓，但沒有出兵，反映英國在維持香港殖民管治的同時，也須顧及北京可以接受的底線。

事件亦牽動遠在歐洲的瑞士。瑞士《共和國》（Republik）記者恩斯特・赫爾布（Ernst Herb）近年根據瑞士聯邦檔案重新調查事件：10月11日，瑞士領事館館務主任弗里茨・恩斯特（Fritz Ernst）與妻子烏爾蘇拉・瑪格麗塔・恩斯特（Ursula Margareta Ernst）在九龍乘搭的士時遭暴徒襲擊，汽車被推翻並遭縱火，妻子其後因嚴重燒傷死亡，丈夫則生還。

瑞士早於1950年已與北京建交，瑞士企業亦透過香港與中國進行貿易，機床、化學品等貨物具有商業及戰略價值。赫爾布指出，瑞士政府處理恩斯特案時，同時考慮對華及對英關係，因此採取相對低調的態度，沒有把事件升級為高調的外交抗議。

雙十暴動後，港府拘捕及遣送部分與國民黨有關的人士，但相關組織網絡仍然存在。

國際冷戰的平衡點

溫柏堅把英方容許不同政治力量留港的做法，概括為一種微妙的平衡策略。殖民政府掌握軍警、行政及司法權，國共兩派則維持各自的社會基礎。火石文化出版、林超榮著的《印象六七》在楔子中回憶，60年代葵涌徙置區每逢雙十節便掛滿中華民國國旗；10月1日，樓下的東方紅酒樓又插上五星旗。他記得，親台、親共居民同住一區，大體上相安無事，反映「雙戰構造」貫穿當時香港人日常生活。

《印象六七》提到：「（扁叔回憶）1956年暴動，荃灣是重災區，他只有十歲，大伯父（葉德範）是國民黨響噹噹人物，經常和國民黨政要往來。」偏向自由主義的第三勢力刊物《中國學生周報》當時亦刊出〈一個悲劇〉批評：「如果我們也使用暴力對付共產黨，那麼我們和他們又有什麼分別呢？」

雙十暴動的後續影響，也可放在1956年至1967年間觀察。資深傳媒人石中英與歷史學者陳明銶提出「三加一」的比較框架：香港1956年的雙十暴動、1966年的天星小輪加價騷亂、1967年的暴動，加上澳門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這些事件涵蓋香港右派策動的政治衝突、本土自發的群眾運動、左派策動的政治衝突，以及澳門政治形勢對香港的影響。

各場衝突之間也存在制度與政策上的連續性。雙十暴動促使港府加強防暴能力。香港警隊資料指出，警察訓練營（Police Training Contingent）於1958年成立，專門負責防暴、人群管理及重開受阻道路，後來亦投入1966年及1967年的騷亂。澳門一二三事件則為香港左派提供示範，促使港英政府提高戒備。

香港在「雙戰構造」中既具有普遍性，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兩岸與兩韓均深受內戰與冷戰影響，但不同地區形成的政治結果並不相同。柏林分裂源於二戰後的佔領及兩德對峙；韓戰則因國際軍事介入而擴大，至1953年簽訂停戰協定。南韓在韓戰前後亦經歷嚴重的內部政治暴力，1950年發生保導聯盟屠殺；濟州四三事件則以1947年3月1日警察開槍事件為起點，1948年4月3日爆發武裝衝突，直至1954年9月才結束。韓國左翼政治力量在戰爭及政治清洗中受大規模壓制。

香港的情況有所不同。當時本地群眾所認同的國、共兩個政權，在香港均沒有管治權，掌握國家權力的是英國殖民政府。港英政府管治本地，國共兩個陣營則維持各自的社會、工會、教育及媒體網絡。只要北京、台北與倫敦仍認為香港具有自身用途，任何一方都難以直接運用國家權力，徹底清除另一方在港的勢力。

港英鎮壓左右兩派

在這種格局下，右派發動大規模政治衝突後受到港英政府壓制；左派於1967年發動暴動，同樣遭港英政府鎮壓。50至60年代的香港因而出現一種近似「鐘擺」的現象：左、右兩派先後發動大規模政治衝突，又同時受到殖民政府國家機器的約束，在競爭、衝突與共存之間形成特殊的政治格局。

這種格局延續多年，亦解釋了為何冷戰年代的香港既是中國內戰的延伸地，也是不同政治力量彼此接觸、競爭和共存的特殊空間。

作者黃宇翔是香港媒體人，曾獲2025年亞洲出版協會卓越評論獎、第六屆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

文章原刊於《亞洲週刊》（2026年42期）。《香港01》獲授權轉載。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論壇歡迎投稿。請電郵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實姓名、自我簡介及聯絡方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終編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