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西洋菜南街興衰史——香港街頭表演還有得救嗎?

撰文:01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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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作者:雲澄

街頭藝術是一座城市文化的晴雨表,也是公共空間活力的體現。然而在香港,街頭表演的發展卻長期陷於「缺乏規範」與「過度管束」的兩極困境中。

西洋菜南街的興衰與教訓

回顧2000年,運輸署在諮詢油尖旺區議會後推行旺角行人專用區計劃。該計劃的原意本是改善旺角空氣污染及人車爭道問題,卻意外孵化了香港具代表性的街頭藝術與青年次文化聚落,甚至孕育出如C AllStar等著名樂隊。

然而在實施的18年間,專用區內逐漸出現非法擺賣、雜耍及樂隊表演等活動。由於缺乏妥善的管理與居民投訴機制,噪音、環境衛生及人流問題日益嚴重,使西洋菜南街後期被戲稱為「平民夜總會」。最終在無法平衡表演者表達自由與居民居住安寧的情況下,政府宣告終止旺角行人專用區計劃。

「菜街教訓」揭露了香港街頭表演管理的幾大核心痛點:過度依賴警察以《簡易程序治罪條例》執法、管理制度單一化、缺乏跨部門文化協調與社區協調機制,以及缺少有效的居民投訴管道。

現行法規交疊與官方方案的限制

現時香港並無統一的街頭表演管理制度,表演者往往面對「政出多門」、權責交疊與法規模糊的困境。

在公眾街道及道路上,表演受《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228章)規限,樂器演奏須持警務處長簽發的許可證,且不得阻礙交通、造成噪音或影響公共安全。若轉至公園及休憩處,則由康文署按《遊樂場地規例》(第132BC章)管理,嚴禁發出令人煩擾的聲音。即便在海濱共享空間允許免事先申請表演,表演者仍須恪守《噪音管制條例》及不阻礙通道等底線。此外,獲發許可證不代表不受《噪音管制條例》約束,警方或場地管理方仍可因違反條件或噪音滋擾要求表演者停止演出。而在商業行為上,雖然賞金打賞被視為街頭表演的一部份,但若強迫付款、預售門票、設定最低消費,或以表演形式售賣商品,均會觸犯《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或涉及無牌販賣問題。

為了填補空白,當局曾推出沙田大會堂「開放舞台」等官方方案,但成效有限:

首先是報名欠缺靈活性。方案要求預先申報團員、曲目及經過審選,破壞了街頭藝術即興互動的特點。其次是時段彈性不足。獲批場地只限於周末日間(上午11時至下午6時),每組限時兩小時,完全錯過了晚間黃金時間。

最後則是預約供不應求。以2024年沙田大會堂為例,260份申請中僅135份獲安排,成功率約為52%,反映現有替代方案難以發揮街頭表演的特性與契合需求。

悉尼與墨爾本的劃分機制

海外城市的成功經驗可為香港提供清晰解答。澳洲悉尼採納指定地點與登記制度,透過《Sydney Busking Code》劃定指定表演地點,要求表演者登記並限制擴音器使用與音量,同時透過短片或課程協助表演者了解守則。

墨爾本則實施許可證與場地分類制度,按表演形式、風險等級(例如「口中噴火」等高風險表演需額外審批)及場地條件進行分類管理,對住宅區及醫院附近等敏感地點作出嚴格音量限制。

兩地制度既保障了表演者的權利,又能靈活處理居民投訴,建立起明確的權責標準。

建立「地區治理專組」統籌模式

要打破當前僵局,香港應建立統一且具彈性的街頭表演管理機制。

應加強跨部門專組統籌,建議由「地區治理專組」統一負責場地劃設、許可申請、音量控制及居民溝通,並開放遠離民居的指定公園、海濱或公共空間供預先申請。

可進行彈性表演時間安排,平日街頭音樂表演應於晚上10時前結束,以減少對附近居民休息的影響;而在指定節日或特別活動期間,則可採取「特事特辦」彈性安排,延長表演時間至晚上12時前,以配合節慶氣氛與社區文化活動。

應建立動態檢討與居民回饋機制,專組應透過居民反映與回饋管道主動聽取社區聲音,評估街頭表演對居民生活的影響,並設置扣分及停權機制依法追究違規者,確保藝文發展與社區安寧取得平衡,實現多贏局面的公共空間管理。

作者筆名雲澄,是「任研文社」研究員,現就讀於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國際事務學系,曾參與香港青協領袖學院及政賢力量政策倡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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