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朱兆麟

中國共產黨二十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持之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加強權力監督、壓實管治責任、完善制度機制，持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這項重大部署，不僅體現國家堅持自我革新、從嚴治黨的戰略定力，更為香港思考未來發展提供深刻啟示。香港由治及興，關鍵已不只是維護社會穩定，更在於能否以更高水平的治理能力，破解長年積累的制度積弊，將國家發展機遇真正轉化為市民福祉。

將從嚴要求轉化為實際治理能力

五中全會最值得香港借鑑的，是其以制度建設提升治理效能的深層邏輯。國家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並非單純依靠紀律懲戒，而是透過「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系統治理，將權力監督、責任約束與服務人民相結合。對香港而言，這種精神同樣具有現實意義。公共管治不能只依賴官員的個人操守，更不能容許部門各自為政、責任層層推卸。真正有效的行政主導，必須做到權責對等、決策嚴謹、執行有力、問責有據。

近年宏福苑火災、紅館演唱會事故及多宗公共工程安全問題，暴露出本港部分監管制度中的深層弊病。這些事件性質各異，卻共同提醒社會，制度最危險的漏洞往往不是缺乏規章，而是規章未能落實、監督流於形式。當違規成本偏低、失職責任不清、部門協調不足，僥倖心理便可能逐漸演變為組織文化。香港必須明白，公共安全不能靠僥倖，城市發展更不能建立在失效的監管基礎之上。

五中全會強調制度約束和責任落實，對香港最大的啟示是將從嚴要求轉化為實際治理能力。政治問責不能止於官員請辭，行政問責不能停留於個別處分，刑事追責亦不能代替制度改革。真正的責任體系，應讓政策局、執行部門、專業機構及市場主體各司其職，形成清晰、可追溯的監管鏈條。唯有讓失職者承擔相稱後果，讓盡責者得到制度支持，才能既防止卸責，也避免公務員因畏懼問責而消極履職。

這種治理理念，亦應貫穿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部署。特區政府已制定首個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創新科技發展、產業轉型及民生改善。然而，宏大的發展藍圖，最終仍要依靠具備執行力的政府落實。若跨部門協調不暢、審批效率不足、公共資源配置失準，再好的政策也可能在行政程序中消耗成效。

改革的最終標準是人民生活

香港發展已進入更需要主動作為的新階段。過去依靠市場自發調節、政府主要擔任協調者的思維，已不足以應對產業競爭、人口變化及城市更新等複雜挑戰。行政主導的真正意義，不是擴大政府權力，而是提升政府統籌資源、識別風險、推動改革及承擔責任的能力。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才能讓香港既保持國際化、法治化的制度優勢，也具備應對長遠挑戰的戰略執行力。

「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獨特制度安排，國家治理經驗不應被理解為直接移植內地黨內紀律，而應轉化為符合香港《基本法》、普通法制度及本地行政體系的治理改革。嚴肅對待公共責任、嚴謹推動政策執行、嚴格監督權力運行，正是香港提升行政效能、鞏固社會信任的重要方向。制度不同，為民施政、廉潔奉公及勇於擔當的要求卻有相通之處。

更重要的是，治理改革的最終標準，始終是人民生活。市民關心的不只是政策文件是否完善，更是輪候公屋能否縮短、醫療服務能否改善、青年能否向上流動、居住環境是否安全。政府能否把這些實際問題解決好，才是真正檢驗治理成效的尺度。從嚴治理不是為了增加行政負擔，而是為了讓每一分公共資源得到善用，讓每一項政策真正惠及市民。

五中全會對香港最深遠的啟示，在於發展必須有制度保障，改革必須有責任承擔，治理必須以人民福祉為依歸。香港由治及興，不能只依靠國家提供機遇，更須以自身改革能力把握機遇。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是香港的獨特優勢；敢於正視積弊、勇於革新制度，則是香港走向長遠繁榮的內在動力。唯有將從嚴精神轉化為治理效能，將發展規劃轉化為民生成果，才能真正彰顯「一國兩制」的生命力，為國家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為香港下一代開創更安全、更公平、更有希望的未來。

作者朱兆麟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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