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Ken Sir(原文刊《香港01》周報068期B19頁)

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20年來，全球局勢發展和香港政府管治方針均出現極大轉變。趁著個重要時刻，我們從經濟發展，評論回歸以來的得失，希望從中幫助讀者勾勒和分析香港這20年來的發展。回歸前後全球格局天淵之別我們首先概述對外環境有何改變，以助我們下文的分析。九七回歸，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將近二十年，全球在新自由主義的管治氛圍下，均信奉高度的自由市場經濟和全國一體化的信念。可是，自九七亞洲金融風暴、九一一事件及後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到最近歐美出現的右翼勢力抬頭。「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下貧富不均日趨嚴重，政府的角色在歷次的災難下，備受看重。可是，受益於八九十年代全球經濟景氣而成為一線都會的香港，受到路徑依賴心態影響，一向奉港英時代政府積極不干預、高地價政策、行政吸納政治等港英管治法門，視為牢不可破的管治教條。

政府應更大力推動經濟平等經濟政策方面，正如許多學者指出，七十年代以前，香港的繁榮建立於「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源於冷戰時中國與歐美國家的僵局，作為夾縫的香港，分別以轉口港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身份，成就了八十年代的繁榮。繼而在港英政府「大市場、小政府」一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下，工業北移，但港人及政府透過政府控制土地供應炒賣致富，在回歸以前，港英政府根本未有為香港立下長遠產業政策。

回歸以後，首任特首董建華深明高地價政策和缺乏產業支持的潛在遺害，因而推四大支柱、八萬五建屋政策及中藥港、數碼港政策。可是，遇上亞洲金融風暴，董的政策不了了之；之後的曾蔭權時代，表面上大力推動六大經濟產業(金融、醫療、檢測認識、環保產業、創新科技、文化創意產業)，以回應全球「知識型」經濟的轉型，但底子仍是「新自由主義」放任政策；到梁振英的年代，大力推動多項房屋和樓市政策，重新成立扶貧委員會，亦訂立貧窮線以助制定扶貧政策，政府積極介入經濟事務。

綜合而論，港英年代所謂積極不干預，其實處處見政府有形之手。以高地價政策為例，政府透過控制土地供應量(雖然供應量亦受制於《中英聯合聲明》)，操控樓市，使賣地和印花稅成為本港政府主要收入，另一邊廂以低薪俸稅率為回報，使經濟一片繁榮。可是，九十年代產業北移，香港缺乏容納大量人口的工業，而高地價政策下的涓滴效應亦不如預期，變相為另一種簡接稅(租金)，轉嫁每一個市民，成為拖跨經濟增長的元凶之一。董建華和梁振英兩任特首，均積極擴展政府角色，可是2016年香港堅尼系數為0.539，創回歸新高，亦為香港45年來新高，何解？首先，政府大力在推動樓市的政策，二十年來只是近任梁振英年代才有大刀闊斧的改革，樓宇供應在短期內未能積極反映；其次，香港容許全球資金自由來港炒股置業，大量內地或全球的泡沫借貸資金來港繼續推高樓市；其三，港府仍未能決心放棄高地價政策，而背後原因亦為最後一點，香港缺乏出口產業基礎。

不要過份依賴金融及服務產業香港不是大力推動六大產業，尤其第三產業服務業嗎？ 1997-2017年間本港服務貿易增長為4.28%，遠高於同期GDP約3%增長，2015年本港服務貿易總額達1,773億美元，佔該年GDP接近六成收入，看數字看來發展服務業，尤其金融業等是首務事項。但是，大家要認清我們從不是生活在一個後工業時代，香港強項的金融業，亦只是一項出口能力甚低的產業，以2015年為例，香港服務貿易總額，與中國達3,108億元(佔39.8%)，與次一級美國便是1,168億元(佔15%)，香港第三產業的輸出是剛好遇上中國經濟起飛及有限開放這機遇，撇除了中國因素，本港服務業的出口能力其實沒有相像中高(美國要香港的服務業也只是透過香港進軍中國經濟，香港只是剛好位在中美貿易不對等中取紅利)。從產業人口工作而言，香港主要人口從事第三產業(服務業)，但是服務業只能給與來香港旅遊、經商及看病的消費者所享用，是一種出口能力遠低於工業的產業。而相比於製造業，製造業能透過投入機械程序或科研成果提升生產力，但許多服務業的本質，在增加生產力同時，會難免減低品質(例如一位老師教十個學生，變為一位老師教二十位學生，不論科研技術如何提升，相信亦已有明顯影響)，服務業從業員的薪金上漲，究竟是生產力提升，還是拜高地價政策下的整體財富上升，亦實值得研究。

不要盲目投資教育服務業以外，創意產業(更有人說是「創意工業」)亦是港府宣稱大力推動，有利出口的產業，服務知識型經濟發展。創意產業是在全球經濟向知識形經濟轉型下，各國均大力推動的產業。其實，八九十年代，香港的電視和電影工業蜚聲國際，東南亞一帶華人更以觀賞香港節目為時尚，加上港府大力推動教育，創意本業本來是已有成熟發展條件。可是，投放更多資源在教育從而推動經濟(尤其創意產業)，本身沒有必然關係。上世紀中包括香港在內的東亞經濟起飛案例中，當時香港還未有免費教育；反觀當時識字率最高的菲律賓，到現在為止，經濟實力仍遜於香港，甚至比上世紀中識字率只有五成的臺灣低。而在科技一日千里的大勢下，很多工種已去技術化和知識化(以攝影師為例，現在當攝影師的技術要求已比二十多年前門檻低)，許多職業一般所需相關知識量都已減少。在現在本港教育重視提升學子「受僱能力」(Employability)，但相關行業知識是否必定能在大學課程中學到，甚至乎市場上是否有足夠必需要大學學歷的工種，均備受質疑。大學學歷通漲，學制重填鴨教育和考試導向，均是扼殺人才在無謂的教育競賽上，亦侷限人才發展。因此，要推動創意產業，教育以外，政府應該在政策的調配上，哪些產業給予保護或資助，加快協調不同部門的合作，學制上鼓勵創意，總比盲目投放教育資源，單單數據上增加學位，錯配資源為佳。

有研究指，本港拜最低工資和扶貧政策所賜，堅尼系數才在0.5這個高位而沒有再惡化。宏觀看二十年來外內發展，香港不應再捧回歸前港英一套為金科玉律，應在時代潮流下，走自己一套，發現具出口競爭力的產業。財富分配上，加強稅制再分配，適當的福利政策，有助香港走出現在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