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林鄭月娥上任一個月後，早前公布首批問責制中的副局長、政治助理18人，連同第二批未公布的名單，一共22人。輿論普遍反應好壞參半，又是「染紅」、「政治酬庸」等，或指是「建制派大團結」，是「難得的開局」云云。

但見公眾似乎忽視了一個重要的評論角度，就是問責制實施已15年，經歷了三任政府，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亦已運作近十年，但為何一直被批評表現「乏善可陳」、「面目模糊」，也未能通過這道政治「旋轉門」，培訓出更多的香港政治人才？

2002年，剛成功連任特首的董建華，為收回在港英年代屬「一人之下　眾官之上」的政務司司長「相權」，避免再次出現類似公務員之首陳方安生與其「對着幹」的情況，阻礙他推行各項宏大理想藍圖，遂參照了時任自由黨主席李鵬飛和其師傅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倡議的「高官問責制」。問責制的原意是讓特首建立施政理念相近的政治問責團隊，各政策局的高層官員能更積極回應社會的訴求和業界的意見，並通過從政黨、智庫、業界中吸納人才加入政府，更好地建立起「執政聯盟」。

曾蔭權政府於2008年提出「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開設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位置，以培訓更多政治人才。這批副局政助可來自學術界、政黨、傳媒、公關等，他們可在司局長辦公室中學習各項政策制定、政治遊說等，亦同時讓他們為司局長提供更多政治支援，減輕局長日益繁重的政治工作。當他們在政府工作一段時間後，再重回政界，通過參選區議會、立法會，獲得更多的民意認受，最後再重回政府進升為副局長、局長，是為「政治旋轉門」。

雖然問責制的實施及擴展，確實回應了某些管治問題，亦有助與公務員團隊分清技術官僚和政治工作。但過去問責制亦不時出現如官員上任時仍持有外國國籍、與常任秘書長權責不清、政助人工過高等問題，導致官員的整體民望持續偏低，問責制譭多於譽。

問責制的實施，改變了特首、主要官員和公務員的關係，亦提高了市民對施政質素的期望和開拓參政機會。但因香港的所謂「問責制」，只是「類部長制」，公眾的目光只集中聚焦於主要官員的個人責任，令撤換官員（即ＸＸ下台）成了唯一的選擇。相比其他國家，特區政府一直未有明確區分官員的個人責任和管治團隊的集體責任，經常讓公眾對問責制帶有「護短」或「卸責」的負面印象，不單未能回應公眾期望，官員承受不必要的政治壓力。

此外，由於受《基本法》所限，加上未能推行普選，令香港一直未有出現執政黨。過去三任政府建立的管治團隊，並無共同的背景和合作經驗，欠缺互信和支持的誘因，更曾出現一個內閣多人有意角逐特首寶座而勾心鬥角、互爆內幕的尷尬場面。相信這也是令部分業界精英、政壇第二梯隊對加入「熱廚房」卻步的主因，「政治旋轉門」根本無從談起。但見林鄭月娥由最初的紅心萬丈，期望問責團隊可集百家之大成，到最後只能以「公務員為主力，政黨輔之」便可見一斑。

正如上文談及，如何在找到合適人選加入政府問責團隊後，為其提供晉升機會，並繼續留在政府、政黨、智庫等相關領域發展並非易事。西方民主國家的議會、政黨、大學、智庫等，確保了政治人才的供應，在政黨輪替的過程中，政治人能通過轉移到其他崗位繼續曝光，進行政治活動，保持政治能量。

反觀香港沒有成熟的政黨政治和半民主的議會下，單憑擴大政治委任層，難以從結構上確保政治人才的供應和晉升。如非投考政務職系，只有加入政治組織參與區議員或立法會議員一途，香港的政治結構難有其他晉升階梯；而政助與副局長的資歷、工作範疇也有明顯差距，崗位也缺乏有機銜接點。君不見一批又一批的副局、政助在離開政府後，並未有重投政界，平白浪費了培訓人才的作用，未能做到「旋轉門」的功能。

對商界菁英、專業人士而言，現時的「政治旋轉門」更影響往後的個人就業發展。當他們離職後，除非獲「前任行政長官及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批准，有關工作並不會構成任何潛在的利益衝突，以及引起負面公眾反應或公眾觀感，否則他們須在一年後才能夠加入其他機構工作。對有意在其原有界別重投事業的人士而言，明顯降低商界菁英放棄現時的事業，投身政府的意欲，無疑成了重大的限制，導致政治人才出現更嚴重的斷層，這道「政治旋轉門」機制未有確保政治人才有穩定的供應。

特首林鄭月娥剛到訪新加坡，指希望可到當地的「公共服務學院」偷師，加強公務員的培訓，但相信如何通過「政治旋轉門」機制培訓更多的政治人才，對香港的長遠管治和發展更為重要。否則，再多的羅永聰也會隨着完成政治任期後離開。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