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彤輝

冷戰結束以來，族群政治成為國際社會中的熱點問題，少數族裔如何融入主流社會？成為一個世界難題。處理得當，國內各個族群可以共用「善治」之福利，如：新加坡；處理不當，則戰爭、暴力和族群衝突不斷，甚至國家分崩離析，給不同族群的人都帶來災難，如前南斯拉夫地區的衝突。香港長期以來以多元包容著稱，但隨著南亞移民的不斷湧入，給香港社會帶來諸多挑戰，香港該如何去應對？近日讀到郭儉和羅金義的大作《獅子山下的南亞小企業》，甚悅，原來香港的知識份子已經給出了答案。

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有45萬非華裔人口居住在這裡，一方面開放和自由的香港為他們謀生提供了機會，另一方面他們也為香港的城市發展做出了貢獻。2009年，《種族歧視條例》在香港生效，保護少數族裔居民不被歧視以及促進他們的社會融合成為香港政府的任務。在研究香港少數族裔的生存和社會融合過程中，大部分研究者習慣于抱著「弱勢群體」的同情心去看待少數族裔群體，因此相關著述多是在呼籲平等、反對歧視等。然而，郭儉和羅金義所著的《獅子山下的南亞小企業》另闢蹊徑，在文中把少數族裔作為「自立自足」的能動者來看待，同時從這一定位來探討他們在香港社會融合過程的真實故事以及面臨的困境。

該書第一部分介紹了多元文化與社會融合和族裔經濟的概念。強調在全球化與移民的時代，由於大量外來移民的湧入，很多國家在文化上變得越來越多元，因此便產生了多元移民文化和社會融合的問題，香港在發展過程中也開始提倡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這一政策更多停留在表像意義上，即只是把香港社會看作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著者以香港的南亞小企業為案例，探索族裔經濟是否能促進其經濟活動向上流動，南亞族裔經濟中的「族裔」是正在被消費還是未被關注，同時強調在考察南亞族裔經濟如何「別有天地」的同時，不應該忽視它其實也是豐富本土論述的一個方面。該書還簡單介紹了香港社會政治的演變與南亞人移民簡史。概括起來大致分為三個時期，即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為了維持殖民統治和促進經濟增長，採取積極的移民政策，南亞移民中印度裔在這一時期佔據重要地位；二戰後由於印度的獨立和分裂，大量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內地人湧入香港，改變了香港的人口結構；1997年香港回歸以後作為少數族裔的南亞人處境則顯得尷尬，與殖民時代的諸多關聯逐漸斷裂。

本書的精彩之處是在故事敘述和案例分析部分，所有的故事都是鮮活的，反映了南亞裔人在香港的真實寫照。通過六個具體案例（三個巴基斯坦裔和三個尼泊爾裔）說明南亞裔移民在族裔經濟下的生存現狀，其中包含了獲得成功的跨族裔經營案例，通過經營著自家小店過著「夠吃夠用」生活的夫妻，還在奮鬥中的巴基斯坦裔移民以及想要證明自己的尼泊爾裔女性。六個真實故事一方面反映了部分少數族裔在香港的生存現狀以及他們對於香港自由經濟的深信不疑；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族裔經濟視角下並非每一位元南亞裔移民都能獲得向上流社會流動的機會。其次，通過把22個案例分為成功型商戶（經濟向上流動）、穩定型商戶（不差也不好）、倖存性商戶（向下流動）三種類型，來分析族裔經濟是否能夠提供賺錢的機會和幫助少數族群成員達到社會向上流動的目標？分類後發現，22個案例中有6個屬於成功型商戶，12個屬於穩定型商戶，4個屬於倖存型商戶。根據這一資料可以看出，某些南亞裔商戶確實能夠透過族裔經濟活動達到顯著的經濟向上流動，然而另一些卻陷於停滯甚至經濟下滑的困境，並且大部分南亞裔商戶都處於一種「夠吃夠花」的境況之中。這一結論並不完全符合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的族裔經濟這類經濟活動可以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繼而相對容易地融入主流社會。

結論部分，作者認為即使我們認同族群的集體文化資源是族裔經濟中非常關鍵的部分，但是並非推動族裔經濟的唯一的力量，因此我們並不需要過分強調族裔的角色，因為個人的階級資源和主流社會的機會結構也同時在互動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作者還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在公共政策層面，建議通過處理銀行業的種族歧視問題、簡化一些監管性條例、設立公共貸款計劃等措施來改善其獲取正規融資的途徑，減少制度上的重重關卡；在社區服務層面，可以設立社區為本的營商諮詢和支援服務，協助缺乏諮詢又難以受到援助的少數族裔居民等。

從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的角度來評價這本書，本書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可圈可點：

　第一，理論和經驗相互勾稽。作者以南亞的小企業作為研究主體，把族裔經濟作為理論基礎，透過故事和案例來檢驗族裔經濟是否能夠提供賺錢的機會和幫助少數族群成員達到社會向上流動的目標，並非借用書面的觀點和理論。通過經驗事實分析，得出族群並非推動族裔經濟的唯一力量，也應關注個人的階級資源和主流社會的機會機構在互動過程中的作用。

　第二，通過實證性研究方法，訪談了22位巴基斯坦裔和尼泊爾裔小商戶並且進行了40小時的實地考察和參與式觀察，最後以具體個案來分析。以田野調查和具體經驗事實來分析的研究更加「在地化」，遠勝於宏大的文本敘述。除此之外，這種「植根本土」的研究，一方面使得研究結論更加符合實際，另一方面已做的案例研究和訪談記錄可以作為後人研究的田野考察點和留存資料。

　第三，在社會意義方面，通過揭示香港巴基斯坦裔和尼泊爾裔小商戶的真實生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少數族裔在香港的生存現狀，相關結論和建議可以推動香港政府和社會對於少數族裔群體的關注，進一步推動香港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實行，使得少數族裔更加順暢的融入香港主流社會。

當然，本書也有缺憾之處。第一，本書以《獅子山下的南亞小企業》為名，但是在具體的案例中僅選擇了巴基斯坦裔和尼泊爾裔的小商戶案例進行分析，並沒有把印度裔的案例放在其中。事實上，印度裔移民，經濟地位相對於巴基斯坦裔和尼泊爾裔而言較高，對後者有示範效應，更具比較價值，期望對印度裔案例的考察，是以後作者努力的方向。第二，作者講到「本書通過在港巴基斯坦和尼泊爾小企業的個案故事，從族裔經濟、移民融合以及多元文化的視角，探究南亞移民經商的背景和原因，並瞭解他們的經營手法、資源利用、面對的困難，以及其對向上流動的作用等等。」但在具體的案例分析中，作者對於族裔經濟、移民融合和多元文化之間的關係探討不多，可能這也是解決少數族群問題的難點所在。然而，瑕不掩瑜，本書在探討香港少數族裔問題上獨闢蹊徑，避免了空泛的理論論述，是難得的力作，給香港政府也提供了很好的政策借鑒，對於少數族裔研究在方法論上也有借鑒意義。

【編按：作者為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21世紀絲綢之路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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