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俄烏衝突對福建某村的微觀影響
來稿作者：李冠儒
在內地考察過一些村落，其中一個就是位於福建省、距離市區很近的N村。N村依仗自然環境與較近市區的優勢，成為了非常成功的綠色民宿村。隨着村民生活質量不斷提升，N村大力發展自駕游、「農家樂」、特色民宿等，村內從事旅遊產業的人才，自然而然地多了起來，其中不乏當地大學生，緩解了「空心村」等問題。筆者考察後，發現它即使作為模範村，依然面臨許多挑戰，而且有不少與國際關係息息相關。
根據N村幹部介紹，中國是烏克蘭玉米、大麥、葵花籽油的主要買家，但自「俄烏衝突」爆發之後，中國的糧食進口量也一度減少，中央對土地安全、農業安全的重視程度自然大增。自1949年建國以來，我國就有「耕地紅線」的說法，明確要求某地至少要有特定的耕地面積應用來種植能夠填飽肚子的糧食，而該土地不能用作經濟作物；不過，以往未必會特別嚴格地執行有關紅線。可在俄烏衝突爆發後，為預防糧食危機，自要嚴格捍衛紅線。
除了「耕地紅線」中的農作物要求外，「買指標」等現象也被杜絕。福建省本就屬於耕地面積相對不足的省份，耕地質量在全國也說不上好，以往常要向其他省份「買指標」——即在A地、B地、上級部門同意的情況下，A地可撥款，讓B地的農產物土地面積算到A地的數據中去。這原則上是違規的，但實際上卻能讓耕地面積不足、質量不高的省份，將有限的土地用於更具比較優勢的產業。隨着內地嚴格執行反腐、加強督察組織的職能，「買指標」之風已被有效遏制。以往內地的督查組織，更多是在監督各組織有否腐敗，即更關注反腐的結果，相對而言不那麼重視過程。隨着監管趨向嚴格，結果與過程都要得到重視，各地為避免被揭露存在問題，自然不會冒險「買指標」——所以這是標準化的成果。
部分內地公務員經常提及「明線」與「暗線」這兩個詞語，實際上這是「管多少」的問題。《新華網》等常討論「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基層治理與鄉村振興等實在是知易行難。上文提及的「買指標」，屬於一種「暗線」。正如費孝通《鄉土中國》所反映一般，內地鄉村自有鄉村的規矩，如果完全按照「明線」標準走的話，常駐人口有非常明確的標準，某些長期在外的村民戶口，根本不應被計算在內。但「暗線」中，村幹部往往選擇「隻眼開隻眼閉」，並不嚴格按照指標來統計——畢竟讓某人失去戶口，某人就會失去一些福利；對其他村民而言，也實在沒什麼好處，只會讓某人此後更不願意回村貢獻，不利於村莊發展。所以在「暗線」下，村莊普遍強調「熟人社會」，村民偏向相互「賣人情」，「操作空間」確實很大，較難維持公義。可若嚴格管理，就意味着沒有「暗線」，很容易顛覆村內原生態，導致村民的生產、升級動機反而變得薄弱，「一管就死」。
不過，在國際地緣政治變局導致「糧食紅線」收緊的情況下，並沒有出現「一管就死」的情況。老百姓不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不少村民選擇隨便種點番薯。消息人士反饋，衛星會定期掃描境內的耕地，以分辨有沒有種植農作物以滿足糧食安全的要求。而分辨耕地上的是經濟作物還是農作物的方式，是觀察其苗子。農民雖未必知道監管技術有多強大，但他們深諳水稻若要出苗，需耗費不少心力，才能將田地改為水田，時間成本較高。若種番薯，則相對簡單，容易滿足「耕地紅線」中的糧食需求。雖說農產品的多樣性會因而受影響，但總算一種折衷方案，亦確實滿足了上級要求。
理解中國的鄉村治理，既要觀察國際關係的「大環境」，又要深入基層讀懂國情，期間還必須要與各持份者對話，以便理解國內各方圍繞某種外部或內部換進的變化所採取的行動，以及互動的結果。綜上，內地的基層治理博大精深，確實值得反覆琢磨。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李冠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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