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彭意婷

近日香港接連發生狗隻傷人及傷狗事故，市民感到不安，完全可以理解。任何飼主若未有妥善控制犬隻，令他人、其他動物甚至自己面對風險，都必須承擔責任。公共場所牽繩、適當控制犬隻，以及在有需要時採取額外安全措施，從來都不是可以討價還價的事。

狗隻管理需要針對人的責任制度

漁農自然護理署早前宣布，在狗隻聚集的公共場所展開特別巡查及執法行動，並表明若發現飼主未有按法例妥善控制狗隻，將即時採取執法行動。

對失責狗主依法處理，社會理應支持。然而，公共安全不等於可以由個別事故推論所有犬隻都屬危險因素。狗隻管理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恐懼；需要的是針對人的責任制度，而非直接把狗當作最容易處理的風險。

別讓個別悲劇演變成仇狗情緒

早前，一個愛狗團體在荃灣酒店舉行唐狗領養聚會，雖然酒店收到市民電郵投訴，要求取消活動，領養日最終仍如期舉行，這個決定值得肯定。面對近期事故，社會需要加強安全意識和飼主責任，但不該由一宗投訴或一時恐慌，演變成對所有狗隻、領養活動和動物福利工作的否定。

酒店讓活動繼續，並不代表漠視公共安全；相反，是在場地管理和活動安排下，拒絕讓恐懼凌駕於理性與善意。投訴可以促使主辦方更重視秩序和安全措施，但不可剝奪被遺棄犬隻尋找家庭的機會。若每逢有狗隻出事，社會便把所有唐狗、所有大型犬、所有領養活動都當成問題，最後受害的只會是本來已被遺棄、正等待被看見的動物。

更值得警惕的是，棄養問題已經開始浮現。動物福利關注聯盟表示，連串事故後，旗下團體已收到多宗棄養個案，其所屬機構接收的棄養數字較前一個月增加至少五成。當社會不斷將大型犬、混種犬與危險畫上等號，加上飼主擔心不知何時會被舉報、被限制，甚至被迫失去犬隻，最先被犧牲的往往不是失責的人，而是沒有選擇權的狗。

狗隻問題的根源在人

一位從事犬隻訓練的朋友曾提醒筆者，許多人遇到狗隻行為問題時，第一反應是問：「怎樣才能令牠聽話？」但其實真正的問題在於：「我是否真正理解牠？我和牠之間有沒有建立信任和尊重？」

狗是否願意合作，不只取決於狗帶、口罩、絕育或懲罰，而與人和狗之間的關係息息相關。人覺得好玩，未必是狗真正需要。主人帶狗到人多、嘈雜、陌生狗聚集的地方，以為「見得多便自然不怕」，卻可能令敏感或焦慮的犬隻更緊張。主人以拉扯、喝止甚至發脾氣壓制行為，卻不理解狗為何僵硬、低吼、迴避或突然撲向其他狗，問題便只會反覆出現。

真正的訓練，不是令狗因恐懼主人或為了食物而短暫服從，而是令牠在安全和信任中願意與主人合作。訓練狗，到最後其實是訓練人，包括訓練主人控制自身情緒的能力、觀察犬隻訊號、尊重牠的界線、安排適合牠的生活，並在發現問題時及早尋求專業協助。

正因犬隻行為與飼養方法息息相關，飼主才更不能逃避責任。主人若不理解犬隻、不願訓練、不願使用牽繩、不願正視問題，最後承受後果的可能是路人、其他動物、狗隻本身，以及整個社區。

狗隻問題，很多時候不是某一個品種的「天性」問題，而是人的知識不足、飼養失責、訓練錯誤和制度支援不足。既然根源在人，政策就應以處理人為先。

以恐懼取代專業判斷，是管理倒退

近期有議員提出，應考慮把德國牧羊犬、洛威拿犬等大型犬種納入危險犬隻名單，引起狗主及動物福利界爭議。雖然其後澄清，重點是討論更清晰的訓練、牽繩、口罩和發牌規定，但最初說法已加深社會把大型犬與危險直接扣連的印象。

體型較大的犬隻，一旦失控時可能造成較嚴重傷害，因此飼主理應具備相應控制能力，也應在公共場所遵守牽繩及其他安全要求。但「有較大傷害能力」與「必然具有攻擊性」，以及「外貌威猛」與「應被預設為危險」，是完全不同的事，完全不可混為一談。

犬隻有否風險，不應只看體型、品種或是否令人感到害怕，而是要看牠有沒有攻擊或失控紀錄？飼主有否妥善牽引？有沒有接受基本訓練？犬隻是否長期困養或受不當對待？飼主是否理解犬隻的情緒和需要？有沒有專業獸醫或犬隻行為專家的個案評估？

品種標籤化的思維，不止影響立法方向，也延伸到執法方式。近日亦有議員建議，市民如發現違規個案或懷疑格鬥犬，可拍照後透過應用程式或優化後的1823熱線提交。市民舉報清楚的違規行為，例如大型犬在公眾地方沒有牽繩，當然可以協助執法；但若連「懷疑格鬥犬」也鼓勵靠相片和公眾判斷舉報，便很容易把犬隻管理變成全民監察與互相猜疑。

一張相片可以呈現犬隻外觀，卻不能證明牠的血統、性格、過往行為、當時受甚麼刺激，以及有沒有真正構成風險。尤其在混種犬十分普遍的香港，單憑一張相片、遠距離目測或網民印象，根本不足以判定一隻犬隻是否屬受管制品種。

市民可以協助舉報明確、客觀及正在發生的違規，例如未牽繩、放任狗隻滋擾或攻擊他人、疑似虐待、非法繁殖或走私；但不應被鼓勵扮演品種鑑定員、犬隻行為專家或執法人員。前者是協助公共安全，後者卻在把偏見制度化。

香港需要完整的犬隻管理制度

與其在事故後急於擴大危險犬名單，或以相片舉報帶動監察，政府更應建立一套以公共安全、飼主責任、專業判斷和尊重生命為基礎的完整犬隻管理制度。

第一，政府應全面檢討伴侶動物相關法例，並在提出修訂前進行實質公眾諮詢。政府既然正檢討格鬥犬定義、危險犬隻和大型犬管控，就應清楚交代格鬥犬及高風險犬隻如何界定、混種犬如何評估、飼主有哪些覆檢和申訴途徑，以及甚麼情況才需要額外限制。諮詢應聽取獸醫、犬隻行為專家、動物福利團體、飼主、物業管理業界和受影響市民的意見。有效的公眾諮詢，可以避免制度直接被個別案件、恐慌和片面認知影響。

第二，香港應建立兩層式負責任飼養制度。第一層，是為首次養狗或首次申請狗牌者提供免費基礎課程，涵蓋公共場所牽繩、犬隻壓力訊號、基本照顧、適當社會化、走失處理、絕育、疫苗和棄養後果，如新加坡已把免費網上飼養課程與首次申請狗、貓牌照連結起來。第二層，則針對重複違規、未能妥善控制犬隻、有失控或傷害紀錄，或經專業評估需要介入的飼主，要求完成實體訓練、犬隻行為管理課程和後續跟進。在澳洲部分地區，已有在危險犬管理或法院命令下要求完成相關課程的做法。

第三，政府應建立以行為與證據為本的個案處理機制。投訴和相片可以作為調查起點，但不能取代專業鑑定，更不能成為犬隻被長期扣留或處置的結論。任何涉及品種爭議、嚴重限制或人道處理的個案，均應有獨立獸醫及犬隻行為專家評估、清楚書面理由、飼主提出證據和覆檢的機會，以及在安全可行下由動物福利團體協助訓練、暫托或安置的空間。

尊重生命才有執法正當性

當格鬥犬定義仍然含糊、評估與覆核程序未清楚交代時，政府已可以扣留甚至決定一隻犬隻是否繼續生存，問題已不再只是一般執法，而是政府如何行使權力、社會如何理解生命價值的問題。

我們一方面要求完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的法例，另一方面便不能容許政府以含糊標準、封閉程序和行政方便處置動物生命。公共安全重要，尊重生命也同樣重要，真正成熟的社會，正是要在兩者之間建立清楚而可信的平衡，而不是在恐懼中犧牲其中一方。

政府有責任保障公共安全，狗隻事故必須嚴肅處理，失責飼主亦必須被追究。但狗的問題，很多時候是源於人的問題。政府應教育人、規管人、追究人，幫助飼主學會負責任地與動物相處，而不是因為恐懼或管理方便，便輕率決定一個生命是否還能繼續生活，甚至被奪去生命。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維副秘書長，青年組織「燈芯」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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