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紐約時報》 9月26日刊出的專訪中，加拿大總理卡尼(Mark Carney) 表示，隨着移民系統重新步入正軌，下一步將是決定何時開始以更可控的方式增加國家人口。現行移民配額規劃列明，加拿大在2026年將接納38.5萬名永久居民，2027年及2028年的年度名額則各為37萬名。同時，加拿大政府亦推出兩項臨時措施，未來兩年將額外處理約14.8萬名境內人士的永久居民申請，而這部分並不計入整體移民配額。

常規配額落空
輪候漫長無期

第一類是受保護人士，包括已在加拿大境內獲得難民認定或庇護裁決的人，其家屬在特定情況下亦可受惠。這些人士多因戰亂、迫害或人身安全風險而無法返回原居地，加拿大基於國際義務與人道原則，會優先處理其永久居民申請。第二類是已在加拿大工作的境內工人，涵蓋持有工作簽證、累積一定工作時數並從事醫療、護理、建築、運輸、倉務等嚴重短缺行業的人士。由於屬即時所需的勞動力，加拿大政府以特別措施加快其永居審批，以迅速填補本地人手缺口。

然而，依「救生艇計劃」赴加拿大的約3.5萬名港人卻完全不在上述常規移民政策之內。因輪候人數眾多，他們過去5年仍被擠在一條看不見盡頭的隊伍裡，與烏克蘭及蘇丹難民競逐每年不足7,000個人道配額。官方預估等候時間逾10年，民間推算更可能長達半個世紀。

2019年「黑暴」期間，「五眼聯盟」各自推出不同形式的人道或恩恤途徑：英國推出BN(O)簽證計劃、加拿大設立「救生艇計劃」、美國與澳洲則在庇護審批上提供彈性，讓那些自稱為「香港民主運動」盡心盡力的人，以及追求所謂「民主、自由」的港人得以「逃離」香港。

外交姿態包裝
無償榨取稅款

這些政策曾一度被「手足」形容為各國為身處「水深火熱」的港人提供的「避秦」方案，於是大批港人將相關國家政策視為救命浮木，自以為西方必然張開雙臂迎接「義士」與追求「自由空氣」的人。 其中，「救生艇計劃」是加拿大政府於2021年推出的臨時移民途徑，讓在香港完成指定學歷或具備工作經驗的人以開放式工作簽證入境，並以累積1,560小時工作時數申請永久居民。此計劃名額有限、審批緩慢，已成為大量申請者長期滯留的主要瓶頸。

要理解這困境的成因，必須先釐清一個根本事實：加拿大政府從未承諾過無條件接收香港人。「救生艇計劃」本質上是一種外交姿態，目的在國際輿論中展示加拿大對人權的關注，而非一套嚴謹周全的移民政策。當年加拿大政府設計此計劃時，根本沒有預期會有3.5萬名港人蜂擁申請。政策制定者明知系統容量不足，卻仍然放寬門檻，先把人引進來再慢慢篩選。這種「入口寬鬆、審批嚴苛」的做法，與其說是善意，不如說是把港人視作調節勞動力市場的「緩衝池」。那些自以為是「天選之人」的港人申請者，實際上只是被安排坐上一列沒有終點的列車。

在此背景下，港人對自身處境的理解存在明顯偏差。他們在加拿大從事基層工作，做滿1,560小時、按時繳稅，便以為已履行社會契約，理應獲得永久居留權。然而這種想法本身就是對移民制度的誤讀。在加拿大政府的計算中，港人持有的開放式工作簽證僅屬臨時勞動力輸入機制，與永久居民身份毫無必然關聯。加拿大政府樂於收取他們的稅款，也樂於讓其子女繳付國際學生的高昂學費，但並無義務提供完整福利。當港人以為自己正以辛勤勞動換取身份時，加拿大政府眼中這只是一場你情我願的交易，沒有人強迫你留下。

結構歧視難解
人才被迫錯配

加拿大政府對這批港人的定位一向十分清晰。當前加拿大最短缺的是能即時填補勞動力缺口的技術人才，例如建築工人與醫護人員。相較之下，多數港人從事的卻是倉務、餐飲、清潔等本地人普遍不願投身的厭惡性工作。加拿大政府自然更願意把經濟移民名額留給能立即投入高需求行業的專才，而不願將港人調入經濟類別，因為這樣會牽動僱主團體及其他利益集團既有的配額分配。港人這條隊伍既無工會撐腰、亦無選票護航，更缺乏《國際法》下的難民地位保障，亦不可能向加拿大的中國領事館尋求協助，在移民配額的競爭中，自然成為最容易被犧牲的一群。這並非能力問題，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計算。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加拿大的專業資格認證制度本身帶有結構性歧視。港人專業人士抵達加拿大後，因缺乏永久居民身份，往往無法取得當地專業牌照。於是便出現港人醫生去切雞扒、視光師做學徒、建築工程師洗碗的荒誕場面。加拿大官方數據亦顯示，新移民雖擁有大學學位，卻從事低技術工作的比率是本地人的六倍。這並非偶然，而是制度設計下的必然結果。港人在港累積的專業經驗與學歷，在加拿大的制度框架中被貶值為「零」，加拿大社會亦因此無法真正受惠於這些人才。加拿大政府一手製造職業錯配，再把責任推回港人身上，指摘他們能力不足，這種邏輯本身就是一種制度暴力。

與此同時，港人還要承受與家人分離的痛苦。由於擔心一旦離開加拿大便可能無法再入境，許多申請人不敢返港探望家人。這種精神折磨與家庭破碎，是加拿大政府從未正視的人道代價。港人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無法規劃人生：不敢買樓、不敢結婚生子、不敢轉換工作，因為任何變動都可能影響永久居留申請。這種「懸而未決」的處境本身就是另一種制度暴力，而加拿大政府卻視若無睹。當港人以為自己在等待「正義」時，「正義」早已在行政程序中被消磨殆盡。

雙重標準暴露
醒覺昂貴一課

最諷刺的是，加拿大政府並非沒有能力解決問題。1973年的身份調整計劃共處理了約15萬名在境內沒有正式身份的人士，其中包括約1.5萬名受保護人士以及超過13萬名以工作為主的申請者，證明同一個部門、同一套法律是可以做到大規模常規化的。這種選擇性施政，徹底暴露了加拿大政府在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

歸根結底，這場所謂「救生艇計劃」的困境，從來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加拿大的政治意願問題。加拿大政府完全有能力處理，卻選擇不處理，因為拖延對它而言成本最低、收益最高。那些當日自以為站在「歷史正確一方」、在機場信誓旦旦「永不回港」、含淚與親友道別、許下「他國重逢」承諾、浩浩蕩蕩登上「救生艇」的港人，如今才驚覺自己不過是加拿大移民政策中一件用完即棄的工具。他們在加拿大社會邊緣掙扎，既拿不到永久居留權，又不敢回港面對現實，進退維谷的處境本身，就是對當年選擇的最大諷刺。而對那些至今仍深信西方國家必然會拯救自己的人而言，這場世紀「救生艇」美夢的破滅，或許正是他們人生中最昂貴的一課。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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