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總理朱鎔基逝世了。朱鎔基是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政尤其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一位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總理。如果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那麼被他重用的朱鎔基無疑是20世紀90年代最有力地塑造了中國經濟新格局、新框架的總工程師。

朱鎔基在擔任副總理、總理期間的施政，給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力地改變了中國經濟社會面貌，奠定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基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有效建立，中國經濟自此進入長時間快速發展階段，中國人徹底告別數千年的物質匱乏時代。數千年以來，民富國強，一直是無數士大夫群體、名臣賢相夢寐以求的理想。朱鎔基為中國人實現這一理想打下堅實基礎，功不可沒。

1991年初，朱鎔基被鄧小平從上海市委書記任上抽調入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國務院副總理，次年入常，1998年他又升任國務院總理，直到2003年3月卸任。在這十二年間，中國發生了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六四事件之後最波瀾壯闊的經濟變革，而朱鎔基正是這場宏大經濟改革的「總操刀者」、「總工程師」。從清理三角債、治理通貨膨脹，到分稅制改革，應對金融危機、金融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制，加入世貿組織（WTO），大幅削減政府規模，搭建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等等，朱鎔基都是操盤手。正是他的鐵腕治理使得這些變革能夠在短短的十二年間快馬加鞭的進行，使得中國經濟在十年間快速發展，自此走上崛起之路。而在這些變革中，對後世影響最深遠的可能就是分稅制、國企改革和「三駕馬車」。

牛刀小試：清理三角債和治理通貨膨脹

1991年，朱鎔基從上海趕赴北京，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到京赴任之後，朱鎔基就趕赴「三角債」糾結最深的東三省，親自坐陣，現場清欠。他提出注入資金、壓貨掛鈎、結構調整、扼住源頭、連環清欠等一整套鐵拳式的解決措施，只用了26天，基本解決東北「三角債」問題。

帶著一片讚譽聲，朱鎔基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召開全國清理「三角債」電話會議，他用長途電話、傳真、電報向各個地方政府下達了一道口氣強硬的「軍令」：「各地務必在1999年9月20日21時以前，將你省（區、市）固定資產投資拖欠注入資金情況（銀行貸款、自籌資金和清理項目數），報至國務院清欠辦公室，如果做不到，請省長、自治區政府主席、市長直接向朱鎔基副總理匯報，說明原因。」

朱鎔基還明令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要求媒體給予監督，詳細披露各地清欠的進展情況。在此後的半年多裏，朱鎔基限時清欠，令出必行，讓各地官員無從躲避。到1992年5月，全國總計共清理固定資產項目4283個，困擾了中央和各地政府、企業數年的「三角債鐵鏈」終於被解開。

在清理三角債後，1993年中國經濟面臨過熱問題，許多地方出現高投資規模、高信貸投放、高貨幣發行、高物價上漲等「四高」，造成市場秩序尤其是金融秩序混亂，通貨膨脹嚴重。當時朱鎔基曾在批評一位經濟學家時坦言：「什麼通脹不是主要問題，我為了高通脹已到了食不甘眠不安的程度。」

為此，朱鎔基力主採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並親自兼任央行行長，強硬地要求各銀行行長盡快把搞「股票熱、房地產熱、開發區熱」的貸款收回來。經過三年的努力，多種措施共同作用下，1996年經濟實現軟著陸，投資過熱和通貨膨脹等問題得到有效解決。

重塑中央財力和權威的基石：分稅制

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破解世人對於「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迷思後，中國開始著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新改革戰略，開始將改革聚焦在體制內部，比如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國有企業體制等，從而拉開改革大幕。在這一戰略的引領之下，中國政府圍繞價格、財政和稅收三大主題，實施了一系列的重大變革。

分稅制改革是財稅體制改革的主線，其主要政策是將沿用多年的財政包幹制改造為中央和地方事權劃分基礎上的分稅制，從而改造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及稅收關系。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為適應經濟體制轉軌需要，以充分調動地方和企業積極性為導向，中共形成了以放權讓利為主線的「大包乾」體制，該體制對激發地方和企業的活力發揮過一定的積極作用，生產迅速發展，但稅卻收不上來，國家的財政運行狀況極其困難，不僅如此，而且還形成了地方胡亂實施稅收優惠，動用各種辦法截留中央稅收的情況。而中央財政財源枯竭，收入增長乏力，財政陷入困境，中央財政連續多年出現被動性的財政赤字，中央調控能力嚴重不足。

199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正式批準稅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並決定朱鎔基負責幾項重大改革方案的領導工作。1993年7月23日，朱鎔基在全國財政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稅制的想法。分稅制主要內容是在劃分事權的基礎上，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支出範圍；中央將稅源穩定、稅基廣、易徵收的稅種大部分上劃，消費稅、關稅劃為中央固定收入，企業所得稅按納稅人隸屬關系分別劃歸中央和地方；增值稅在中央與地方之間按75∶25的比例分成。當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通過財稅改革方案後，訊息傳播很快，一些地方反映強烈，主要是針對分稅制方案，認為這個方案比較「緊」，並有抵觸情緒，讓改革變得困難。

為了說服各省，朱鎔基在兩個多月裏先後分10站走了17個省、市、自治區，對他們一一說服。那段時期的朱鎔基壓力非常之大，到處都是反對之聲。最艱難的一站是在財政大包乾制度下得益最大的廣東省。朱鎔基成功地說服了廣東省，作為「代價」，他同意將土地出讓收入部分歸於地方政府，這為日後的「土地財政」埋下伏筆。最後，經過南征北戰，苦口婆心，朱鎔基總算談下來了，自己則掉了5斤肉。

分稅制的推行是中國經濟改革史上一個具有轉折性意義的重大事件，由於雄厚的財政稅收歷來都是大一統國家的經濟基礎，分稅制極大地增強了中央政府的財力和宏觀調控能力，重塑了大一統體制下中央政府的經濟權威。1994年以前的財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財政支出則是倒過來，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後，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從而使得中央在經濟權力和利益的分配中重新獲得主動權。

不可否認，多數改革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難免會有副作用。分稅制盡管對中國經濟和中央政府的財力貢獻很大，但在實施過程中，這一制度存在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和支出分配劃分的不夠清楚，產生了中央和地方的權責不對等問題。在中央把省裏的部分稅權上收的同時，地方上行下效。地市政府的財政稅收上收到省裏，而地市一級則把縣鄉財政稅收上收到地市。在地方財力拮據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只能通過賣地獲得財政收入，長期以往，便不可避免導致房價過快上漲、買房難等問題。除此之外，由於轉移支付制度不完善，投資及決策權力高度集中於國務院的發改委及各大部委，地方政府缺乏話語權，出現了所謂「跑部錢進」的局面，造成了不少新的問題。

當然，世間多數改革都會有難以預料的副作用，不可求全責備，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對於20世紀90年代來說，改革財稅體制，解決中央財政危機，重塑中央經濟權威，是當時一件非常緊迫的工作，至於當時留下的後遺症，有待中國後來去化解。

搭建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

1998年3月，朱鎔基當選國務院總理後，任內迅速面臨東亞金融危機和處置上千萬下崗職工的困境。而1998年的6月，長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個省市受災，死亡4150人，直接經濟損失2551億元人民幣。在金融危機和天災的雙重打壓下，中國出現自1988年之後的又一次經濟大蕭條。在這種「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萬丈深淵」的時刻，朱鎔基及時祭出三大經濟政策，強勢扭轉了中國經濟困境。那就是朱鎔基為中國經濟增長打造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和內需。

第一架馬車是擴大投資，主要指擴大政府的財政支出，進行城市化建設。比如從1998年到2001年間，中國政府發行長期建設國債5100億元人民幣，各大國有商業發放同等額度的「配套資金」，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如高速公路、交通、發電和大型水利工程。與此同時，中國央行先後七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增加了貨幣供應。

第二駕馬車是鼓勵進出口。當時國務院相繼出台各項優惠政策，鼓勵民營企業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貿的積極性。東亞金融危機後，亞洲四小龍經濟元氣大傷，相對而言，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開始遠征全球，從而打響了「中國製造」的世界品牌。

第三駕馬車是刺激內需，開放房地產市場。1998年7月，國務院決定停止實行了40多年的實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幾乎與此同時，中國人民銀行頒布《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允許商業銀行開展住房按揭貸款的服務。這兩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產業的復甦。從此之後，房地產業成為拉動中國消費的火車頭。當然，今天中國面臨嚴重的房地產泡沐問題，但這是因為20多年房地產業高速發展的副作用，而非當時住房市場化改革的初衷。就當時而言，復甦房地產業是行之有效的發展經濟舉措，是為了應對東亞金融危機和1998大洪水相疊加的經濟危機，但對於今天而言，確實要及早解決房地產泡沐問題。

這三大政策分別著力於投資、出口和內需，由此構成拉動經濟復甦的「三架馬車」。在哀鴻遍地的東亞金融風暴中，「三架馬車」將中國帶出困境，逆流而上，一舉取代日本而成為亞洲經濟火車頭。時至今日，「三架馬車」依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扭轉格局的國有企業改革

朱鎔基的另一項重大政策就是國企改制。在朱鎔基之前，國有企業改革一直以放權讓利和推行承包制為主，但由於這種改革思路沒有觸及劃清產權的問題，最後都以失敗告終。1995年之後，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持續惡化，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國營企業的虧損面超過40％，企業負債率平均高達78.9％，與10年前相比，資產增長了4.1倍，債務則增長8.6倍。

朱鎔基看到了國企的困境，大膽地放棄了這條舊的改革思路，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戰略部署，為國企找到新出路。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要求將那些經營業績不好、非關支柱的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以「關停並轉」為名，向民間出售，若無人要，則予以破產。此舉在當時的意識形態領域引起很大爭議，保守者視之為「國有資產流失」，有人寫「萬言書」極力反對朱鎔基的改革措施。而對關係國計民生的關鍵國有企業則給予重點扶持，讓它們做大做強，力爭使它們在2010年進入「世界500強」。在中央政府確定了「國家隊」之後，各省紛紛開出自己的扶持名單，宣布將在若幹年內將它們送進「中國500強企業」。

然而到1998年，由於東亞金融風暴中，日本及韓國很多奉行混業經營模式的大財團相繼陷入困境，特別是韓國大宇集團的破產，給中國經濟界以極大的刺激。「抓大放小」戰略開始轉軌為「國退民進」戰略，國有資本開始從紡織、家電、食品等一百多個競爭性領域中次第退出（民企趁勢進入），轉而在資源、能源、重化等所謂戰略性部門形成了主導地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各自找到適合自身的發展賽道，進而相繼進入騰飛階段。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2003年末，20年左右的國有企業改革基本完成，中國企業所有制的格局由此奠定。

在國企改革的基石上，中國經濟每年高速增長，一直持續到胡溫時期，中國很多國有企業比如中國石油、中國銀行等成為世界500強，而民營企業也出現了許多知名企業，成為中國經濟崛起的堅實基石。朱鎔基對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貢獻功不可沒。

同時，在國企改革中，也遺留了一些問題。比如大量的原來的國有企業被出售或轉讓，改制為私人企業，據2002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顯示，在過去的四年裏，有25.7%的被調查的私營企業是由國有和集體企業「改制」而來。這也被一些人批評是「國有資產流失」，但更有許多人認為正是改制盤活了原本死掉的國有資產。另一方面，國企改革的過程中，全國有1500萬工人下崗失業。而在以城市化為導向的國家政策下，廣大農村地區為服務於城市化做出巨大貢獻，廣大農民仍承擔著沉重的農業稅，農村與城市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在中國經濟崛起的同時，基層農民及產業工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朱鎔基時期奠定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為後來胡溫時期取消農業稅、惠及三農、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打下基礎，大規模下崗工人的問題同樣隨著經濟快速發展而得以解決。

朱鎔基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遠不止以上這些，他對金融體制的改革，對政府機構的精簡，以及親自帶隊「入世」談判，這些經濟措施無疑是中國改革開放進入90年代以來或者說六四事件之後最深刻的改革，也是奠定中國當今主體經濟體制格局的時期。而後期主要是在朱鎔基改革的基礎上，或繼續深化改革，或蕭規曹隨。當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務，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問題，朱鎔基時期的改革在解決當時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時，確實難以避免會帶來一些後遺癥，成為後世應該及時解決的問題。

但不論如何，經過朱鎔基大刀闊斧的改革，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有效建立，中國經濟自此進入長時間快速發展階段，中國人徹底告別數千年的物質匱乏時代。數千年以來，民富國強，一直是無數士大夫群體、名臣賢相夢寐以求的理想。朱鎔基為中國人實現這一理想打下堅實基礎，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