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歐洲不少國家都爆發了抗議和騷亂。在法國，中南部小城利摩日（Limoges）火光沖天，1883年建成的古老市政廳被縱火，熬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百年鐘樓在街頭動亂中轟然倒塌。

在巴黎，在里昂，在里爾、馬賽、波爾多……法國政府統計，約有55萬人參與示威，僅17日就有2000多人被捕、超過600名執法人員受傷，不少奢侈品商鋪被洗劫一空，被搶的商品轉頭就出現在了二手交易平台上。

與此同時，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時等歐洲多國，也爆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民眾與執法者爆發激烈衝突。

是什麼問題導致了歐洲出現這樣的局面？

上述歐洲國家的民眾走上街頭，背後訴求各有不同。

法國騷亂最初聚焦教育資源不足，隨後工會、農民等群體加入，要求降低生活成本，改善公共服務；比利時學生和教師反對削減教育投入，工會則批評政府削弱社會保障；意大利民眾抗議高失業、高稅負和高物價；葡萄牙民眾聚焦住房和燃油漲價……

總體而言，都與民生有關。

北京外國語大學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向俠客島分析，歐洲各國爆發民眾示威，訴求都落在民生與公共事業領域，背後是期待政府更多承擔社會責任。

但現實是期待在落空。

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9月，歐元區能源價格同比上漲18.8%，推動整體通脹率升至3.8%，為3年來最高水平；為滿足歐盟財政紀律要求，緩解債務壓力，多國相繼推行財政整頓，凍結或壓縮教育、住房、社保等民生預算。

本來民眾就對公共服務、生活成本上漲等心存不滿，現在多國又壓縮民生預算，社會情緒當然在某些導火索牽引下「一點就着」。

崔洪建認為，當前歐洲正面臨系統性社會風險。歐洲經濟整體疲軟，中東局勢動盪又加劇能源緊張，近期柴油價格上漲傳導至生產與消費端，直接加重民眾生活負擔，幾乎成為壓垮民眾心理的最後一根稻草。高通脹環境下，公共投入停滯就等同於福利縮水，進一步加深民眾不安全感，對政府愈加不信任。

近年來，街頭抗議在歐洲愈發成為常態。

2018年，法國推動燃油稅改革，點燃了聲勢浩大的「黃背心」運動；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多國民眾抗議能源價格上漲；2023年，法國推出延遲退休改革方案，引發跨行業大罷工；2024年，葡萄牙、西班牙等南歐國家民眾抗議房租高企、房產投機……

稅收、能源、就業、住房，這些與民眾生活相關的領域接連亮起紅燈，背後是歐洲人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

曾經以高福利見稱的歐洲，為啥走到今天的局面？

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王鵬認為，歐洲街頭抗議運動反覆爆發，暴露經濟增長、福利分配、政治代表機制之間的失衡，維繫原有社會契約的成本不斷上升，背後則存在一系列結構性難題——

一是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福利承諾與財政能力之間的矛盾愈發突出。

據歐盟委員會預測，2026年歐盟債務佔GDP比重為84.2%，2027年將升至85.3%。歐洲審計院警告，歐盟整體債務規模2027年可能達到1萬億歐元（約8.8萬億港元）。

一邊是人口老齡化推高養老、醫療等剛性支出，一邊是沉重的債務包袱不斷擠壓本就有限的公共預算，不少歐洲國家政府面臨兩難。這些國家想通過削減公共服務、增加民眾負擔的方式改善財政狀況，必然引發民意反彈。

二是分配結構失衡，不同階層抵禦衝擊的能力不均等。

歐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基金會調查統計，2025年，歐盟低收入家庭中有61%的受訪者表示難以維持收支平衡，較2023年的40%大幅增加。

住房昂貴、就業不穩、公共服務不足，這些因素疊加，削弱了歐洲底層民眾的信心和預期。當這些國家的政府繼續要求民眾承擔政策調整成本時，生活壓力就很容易轉化為對分配不公、政策失衡的憤怒情緒。

三是政治回應不足，經濟矛盾更易升級為制度信任危機。

在歐洲目前的政治環境下，政黨輪替無法明顯改善民眾生活水平，冗長協商機制又不能影響政策，民眾對制度充滿不信任，從而轉向街頭表達。

在這種生態下，歐洲激進政治力量更傾向於利用民眾的種種不滿情緒，將複雜的治理與分配問題歸咎於移民或其他群體。由此，政策失效、社會撕裂、政治極化相互強化，形成螺旋惡化的循環，反過來進一步增加了改革難度。

街頭點燃抗議的同時，法國政壇也吵成一片。

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又譯馬克宏）與總理勒科爾尼（Sebastien Lecornu），將暴力歸咎於極左翼煽動；極右翼國民聯盟領袖勒龐批評極左翼政黨「不屈法國」使暴力合法化，後者領袖梅朗雄則指責政府無能、試圖轉移財政失敗注意力。

有外媒分析，這場聲勢浩大的抗議已成為法國政治力量爭論的焦點，爭論範圍包括社會不滿、治安與國家治理等，已提前進入2027年大選議題。

崔洪建分析，政黨角力助推了法國街頭抗議事態升級。左翼政黨為爭取選票，初期聲援示威活動、施壓政府，局勢失控後又忙着撇清責任；馬克龍政府與左翼對立加劇，極右翼則坐收漁利。

法國各方都期待改革，卻都不願自身讓利，從而難以形成統一改革路徑。當社會矛盾及其能量無法通過制度化渠道化解時，就以社會動盪、街頭暴力形式釋放。

這暴露出歐洲的另一重深層問題：政治極化正不斷撕裂社會，幾乎沒有共識可言。

過去十多年，歐洲接連遭遇危機，政治精英對形勢變化預判不足、政策滯後。不少政客優先顧及個人與政黨利益，不願付出政治代價推進必要改革，甚至各政黨改革方案相互衝突，不斷消解社會共識。當必要的改革不但沒有發生、反而陷入停滯甚至倒退時，非主流政黨就煽動極端訴求。

共識難產也是歐盟通病。

剛剛閉幕的歐盟秋季峰會就是例證：長期預算談判僵持、能源政策分歧尖銳、競爭力改革推進緩慢……多項議題都未能取得實質性突破。各國面臨的經濟與民生問題，如果指望歐盟統籌破局，幾乎沒戲。

眼下歐洲各國都在緊急「滅火」。法國政府要求打擊搶劫和暴力破壞，各省部分實施局部宵禁；意大利政府調派500名軍人進駐米蘭等騷亂城市，同時出台嚴苛法令；有的甚至要部署反恐部隊……

問題是，之後呢？

王鵬認為，歐洲政治精英需要接受的核心檢驗，不僅是投票時的話語和支持率，更是日常治理能否持續回應民生，以及公共權力能否在重大利益調整中保持公平、透明，並扛起必要的改革責任。若不除病根，衝突再起，只是時間問題。

本文獲《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公眾號「俠客島」授權轉載